杨奎松:事实上，在我15岁之前，始终挺安分的，虽然赶上了文革，但那时候还小，闹不起来。15岁的时候父亲下放，我跟着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一年多，主要工作是放羊。

第二年，从干校回到北京，我被分配到第二机床厂。

那正是1970年，经历了短暂的思想狂飙，年轻人普遍陷入到了无助的彷徨与痛苦的思索之中，无法自拔。他们开始怀疑当下，理性逐渐回归，沙龙文化在大城市的角落里萌芽。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写诗、唱歌或者阅读，灰皮书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符号，风靡于他们中间，他们找到了再度精神启蒙的支点。

杨奎松家在外经贸部大院，那里聚集着一批高干子弟，前两年的老红卫兵，这时候最先觉悟，最先接触到“灰皮书”。思想从大院向工厂蔓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转变，杨奎松这时候试着在工厂里组织读书会，理论讨论组。

不安分的种子自此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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