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记得，到了4月4日，天安门广场开始撤去花圈。我清楚这场风波到头了，再闹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厂上班去了。

起先还没当一回事，到了4月6日，首都体育馆举行了公审大会，其中提到了天安门反动诗词。念了很多首，其中有我的，“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

我一听，心想坏了，成反革命了。

紧接着第二天，公安部向全国通缉反动诗词的作者。一共收集了100首，发到全国去对笔迹。那时候，大家都写大字报，任何人的笔迹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

直到7月，终于找出了我。

那时候，也没想跑，也不知道跑哪里去。

我属于反动诗词制造者。我写的诗词有两首被通缉，一首编号016，一首编号078，编号越前越反动。

记得排名第一的反动诗词是，“扬眉剑出鞘”。这个人一直没抓到，据说是个山西的知青。“反动”诗词的作者很多没有抓到，所以这事一直就拖着，拖到后期，毛主席身体也不行了。

杨奎松:怀疑是一种美德

对于80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气质，北岛已经在《回答》里做出了回答，他说，我不相信。而杨奎松说，怀疑是种美德。

杨奎松穿着睡衣坐在明亮的客厅接受采访，这让我们起先觉得挺随便，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彼此随即释然。或许如果让他庄严的坐在镁光灯跟前，我们的采访多半就会流于形式。正如杨奎松对于自己历史方法的描述一样，在党史学界研究党史，身陷体制，充满束缚，所以他选择身处局外，用超脱的眼光去看党史。这就如同穿得很正式地接受采访一样，前者表演的成分大于内容。毕竟穿着睡衣，让环境彼此都放松许多。

这一点在历史研究中竟然很重要。

杨奎松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自己是个历史学者，而不是一个党史学者。虽然他的所有研究文字几乎都是围绕共产党的历史在展开。他说，这叫距离产生美。

但这种距离多少产生了一种误差，他在治学过程中始终标榜怀疑的力量。在历史学界，他的怀疑是种美德，而放在党史学界，这种怀疑却时常让他成为一个异数。

去年，他出了一本充满怀疑气质的书，名字叫《开卷有疑》，从“孙中山爱不爱国？”到“张学良忏悔了吗？”再到“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他用这本书为他多年来从事的党史研究划上了一连串的问号。

这，已经足够了。

“我的怀疑是个异数”

作为异数的杨奎松，那种不安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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