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在1962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失败了

★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61年的元旦社论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篇幅增加，而且也务实得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在其文《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1962年，中苏关系的惊天大事，则是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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