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王稼祥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并非是空穴来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不减。记者查阅了外交部相关的解密档案，2008年11月最新一批解密资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钓鱼台宾馆，曾是“绝密”级别的会谈记录里，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不断佐证了这段历史。1960年4月16日，我国驻几内亚使馆来函请示，说明几内亚目前粮食紧张。“兄弟国家使馆纷纷议论，希望中国能有所行动。”该请示报告表示，鉴于几内亚反帝较坚决，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还友好，建议我方主动赠几内亚3万至5万吨大米。半月后，外交部批复，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
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大批中国粮正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在外交部业已开放的档案里: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援助带来的友谊是无价的。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将我国援助老挝的两吨上好的南宁稻种火速发运，以适合老挝9月初播种；半个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国再援助老挝15吨到20吨南宁稻种，作为10月中旬播种之用。最后我方决定再援助15吨。我驻老挝使馆汇报，当时的老挝领导人富马当即说比如“美国即使对老挝表示友好，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与邻国，首先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才一直延续到地球的末日”。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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