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献机，在献机祝寿活动发起时，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事实上既是公开的整顿军备，又是调动全国民众情绪的一种试验，其国际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蒋介石此时已确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加强军备就是势在必行；但是，祝寿活动是明目张胆地加强军备，此时由于中国准备未周，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本人明确摊牌。最后蒋介石采取了“避寿”的办法，既接受所捐飞机，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开对抗。

1936年10月22日，在祝寿典礼的前一个多星期，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上是“避寿”，“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实际上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是部署和协调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陕北“剿共”；二是检查坐镇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和中央军军长樊崧甫、刘峙等人负责的河南军队整理和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而在这之前，张学良曾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代蒋介石当替罪羊下野出国考察。1933年4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乘意大利轮船赴欧洲考察了八个月。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去“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年2月，蒋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935年1月，改任张为武昌行营主任。日寇侵占华北后，这给张学良以莫大的刺激，他在汉口对人痛切地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

这时，蒋介石曾有意委任张学良为贵阳绥靖主任，其目的是让东北军与湘、桂、川、滇军阀发生火并后相机消灭之。张学良及其幕僚洞悉其奸，拒赴贵阳，愿去陕甘，旨在将来以陕甘为东北军重回东北的基地。这一年9月，正值我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夕，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请求为副司令率东北军驻陕甘。

张学良就任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甘、宁、绥等省地方部队共十多万人，对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结果，遭我红军沉重打击，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以极大的震动。张学良因“剿共”失败，蒋介石对他也日渐冷淡。以前张学良每到南京，国民党官员都隆重欢迎，何应钦、宋子文等都亲自去飞机场迎接。而吃了败仗之后，蒋介石只派侍从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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