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杨虎城说，部队被派去打红军，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1935年秋，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虎城表示赞同。这一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1936年春，王炳南奉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28日，蒋在与张学良谈话时，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意见”。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则立刻将所部调出陕甘。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逐步被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行进忠言，希望以自己的赤诚使蒋介石回心转意，联共抗日，不得已则用武力。这就是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在洛阳见到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生变，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在引言中说:“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沟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但是，蒋介石为了“剿共”，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还是亲赴西安。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住在西安东郊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召开西北“剿共”会议。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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