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良等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任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来西北，准备把张、杨的部队调到二线（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他亲自指挥这所谓“最后五分钟”的决战。
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再次命令张、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命根据地。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共抗日的道理，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斥张学良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9日，西安学生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团结抗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张学良赶赴灞桥（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劝阻。第二天，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情况。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说:“汉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在这一天日记中，蒋介石说:“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
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马上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中心点就是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核心提示:
如果说蒋介石与二陈的关系疏远及至向交恶方向发展，在西安事变之前是一种量的积累的话，那么，到了西安事变，却发生质的变化。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一生经历中的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他常以此作为参照系来观察每一个人，从每个人在这个事变中的一言一行来判断此人与自己的关系。陈果夫、陈立夫极力主张以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与何应钦一唱一和，尽管在主观上陈果夫、陈立夫并不想把蒋介石推向死亡的深渊，蒋介石对他们来说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无论怎么样，他们需要蒋介石，但是，在客观上，陈果夫、陈立夫的态度实在让蒋介石无法忍受，这无疑是把蒋介石往绝路上逼，这样一来，蒋介石怎能不恨他们。所以，就蒋介石与二陈的感情来说，西安事变的确成了一个分水岭，把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多年的私交，连同上一辈留下的那份感情一刀斩断。
陈果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