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但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会议陡然改变了方向。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这就构成了一些不可回避的两难处境。周恩来顶着巨大压力，既小心谨慎，又敢于负责，将国民经济尽可能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乱云飞渡的庐山，见证了这艰苦卓绝的一幕。

周恩来怀着高兴的心情上了庐山，在会上，他抓住机会全力纠偏务实

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暴露。

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显得忧心忡忡，而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有了觉察和纠正。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和周恩来、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毛泽东实际上讲他自己也是碰了钉子才转弯的。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弯”，进一步廓清“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庐山。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从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确定了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等19个问题。此前他在长沙与还在北京的周恩来通了电话，两人都感到现在人们的头脑发热，应该先冷静下来读点书。毛泽东在电话中说，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就会议讨论的问题告诉周恩来，在周的建议下又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这19个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提出来的。

6月28日，周恩来到达武昌，随后乘客轮至九江。7月1日上了庐山。

对庐山会议，周恩来是抱着很大希望和兴奋的心情参加的。此前，在大跃进当中，因他提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多次公开严厉的批评，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总理的问题。可以说，从大跃进开始，周恩来内心是在异常苦闷和矛盾中度过的。在他想辞去总理一年后，事情出现转机，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在庐山“降温”和反“左”，怎不令人高兴呢！

他后来谈到参加庐山会议的心情时，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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