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因为摸问题，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个突出问题是1959年上半年出现了财政赤字，这是他在毛泽东处谈话时才了解到，是李先念汇报的。于是他连续3天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仔细算账，研究情况和措施。刘少奇说:“略有赤字，一年不要紧，如果今年继续有赤字，而且数目还大，那就不应该了。”周恩来说:“我们现在看出这个问题，就应该抓住解决，如果现在还不解决，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周恩来随后提出算账、收权、归口等5条解决办法，责成李先念、习仲勋等人具体负责落实。他举一反三，从财政部门反映出来的问题联想到其他经济部门存在的问题，还讨论了工业、基建等问题，他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综合平衡的工作做得不好，存在的问题比我们想得还更多。今天说一点个人意见，就是没有安排好，一千八(万吨钢)也好，一千六百五(万吨钢)也好，总得有个安排。这个安排就是主席说的综合平衡。旧的平衡打破了，在大跃进的基础上，新的平衡需要逐步建立，一放松就会出失调的现象。”针对清理基建项目，周恩来说:“采取断然措施，坚决砍掉，不要怕得罪人。”

会议按照预先的安排，除了统一思想，还采取切实的措施，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起来的许多实际问题。谭震林当时评价这几天的会议说:“把经济关键问题都清清楚楚摆出来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这几天算账很重要，很有好处。总理把这个问题再讲一遍，很有必要。”

在这阶段的会议中，整个来说，反“左”纠偏的呼声比较强烈。但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如有的人就提出: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那种认为指标越低越能落实的说法，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甚至还有人直接指责周恩来，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是散布悲观情绪。

所以实际上庐山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面临着许多矛盾难题。显然，“大跃进”以来膨胀的指标不降低是不行的，不降低就根本无法实现；但降低也不那么容易，你一说调整便有人放冷箭。这就迫使周恩来不得不在务实的同时还要小心地加以解释和说明，他在7月21日开会时针对“泄气”说:“我看不是。落实指标就是要把到底跃进多少回答一下。我只是把问题摆出来，并不是散布悲观情绪。我这个人这一点还有一点干劲吧？总是想搞好吧？我尽管犯过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你总是要搞好。现在是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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