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果如陈独秀所料，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偕夫人高君曼避难上海。初到上海，陈独秀因无职业和正常经济收入，“度日如年，一日三餐无着落”。当时，由于亚东图书馆刚刚开办，生意惨淡，但汪孟邹仍尽力接济陈独秀一家的生活。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陈独秀走后，妻子高君曼长期重病在床，又加上两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十分艰苦。汪孟邹就抽出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来照顾陈独秀的家庭。也多亏得汪孟邹的接济和照料，陈独秀的妻儿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

1915年，陈独秀由日本东京回到上海。在参加汪孟邹等人为他举行的接风小宴上，陈独秀向汪孟邹提出自己打算在国内再办一份新杂志，把自己在日本所学到的东西，向国内传播，以期改变国人愚昧落后的状态。

当时，亚东图书馆开业不久，资金也不充裕，又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实已无力承担新杂志的发行任务。但考虑到新杂志的发行关乎陈独秀的生计问题，汪孟邹便向他推荐了群益书社，并答应带他去见书社的负责人陈氏兄弟，向他们推荐陈独秀。

晚年陈独秀

在陈独秀的坎坷一生中，有一位叫汪孟邹的至交好友。陈独秀曾经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从1903年两人相识，到1942年陈独秀黯然谢世，汪孟邹都是陈独秀创办杂志、出版著述的有力支持者和无私援助者。也正是由于汪孟邹的坚定支持和无私援助，知识分子出身的陈独秀，才得以在维持生计之外，创办了多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报章杂志。

汪陈相识，创办发行《安徽俗话报》

1902年，在安庆地方当局的迫害下，陈独秀决定重返日本求学。途径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时，他结识了安徽老乡汪希颜，两人一见如故。“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之；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诚以德为人道之本，无德无以立，智必不醇”，陈独秀的一番教育救国主 ，令汪希颜十分感动。当陈独秀提到自己写了两卷本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往上海出版时，汪希颜便向他介绍了当时正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弟弟汪孟邹。他说:“我有个弟弟叫汪孟邹，在芜湖搞图书发行，以后有什么出版的事，可以找他帮忙。”随后，他又给弟弟去了封信，说陈独秀为“皖城志士”，“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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