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1965年上半年政协直属组对梁漱溟批判了什么呢？这个大批判又如何形成的呢？我在这里简述一下历史背景。

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于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召开。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进入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期。因此众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大会期间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大小会发言中都不免提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梁漱溟对此不能苟同，又不好公开反对，便遵照自己的理解和思路，冥思苦想地写了一篇发言稿，在政协第31组（梁漱溟大会期间所在的小组）小组会上作了发言。梁漱溟的长篇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认为政府工作成绩之所以显著乃至建国15年建设成就的取得，其重要原因，可概括为八个大字:科学之事、道德之事。梁漱溟在发言中阐述说，科学之事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民众顺应科学规律，道德之事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新道德教育了全国民众，使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变成团结一致的新中国，等等。又作出结论说，正因为科学、道德这两桩事做得好，建国15年来才取得中国现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建设成就。梁漱溟发言洋洋数千言，就是只字未提“阶级斗争”。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他自1953年与毛泽东顶撞而受到批判，长时期沉默后，首次在政协会议上较为系统地发出的与众不同的声音，立刻引起了与会领导和委员的注意。大会期间，即有与梁同组的委员指斥梁漱溟大谈什么“科学”、“道德”，一字不提斗争，就是否定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贩卖自己的私货。梁漱溟对此未作理会。等到大会临近闭幕那天，政协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在讲话中提到当日书面发给大会每个委员的与梁漱溟同组的两位委员批判梁漱溟的联合发言，并予以肯定。梁漱溟坐不住了，当场给大会主席团写信，认为大会执行主席偏听一面之词，不足以服人，要求答辩。次日大会闭幕式上周恩来主席讲话，说有位委员提出答辩别的委员对他的批评，此事大会期间已来不及，可在大会结束后由政协学习委员会办理。于是，1965年上半年，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每周开会二三次，以梁漱溟所在的政协委员直属学习组（即政协直属组）为主，邀请平时不在该组的覃异之、黄启汉委员（即在政协大会上书面联合发言者）参加，全组总动员，与梁漱溟开展“辩论”，都统统揭露出来，全方位地把梁漱溟的一贯否定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的“反动言行”狠狠批判了一通。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漱溟仍然没有检查自己，仍然只“谈谈自己的体会”。而更严重的是，他竟以“回顾”过去，自己“笨得很”为名，说什么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郭沫若向毛主席献锦旗，上写“我们永远跟着您走”，对此心里直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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