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梁漱溟发言原文第二段:

信奉佛教的梁漱溟《发愿文》

……这说明自己是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人，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我就是这个性格。这个性格和脾气是怎么造成的呢？可能是生来的气质之偏，也可能是后天的习惯所成，或者是什么阶级什么的关系。对自已的过去也因为太多太长，只能略讲一二。记得八九岁时，就受到先父和长辈彭翼仲讲爱国维新的影响，不止一次地跟着彭先生在街上散传单，搞社会运动，内容如反对美国虐待华工，号召抵制日货等。可见自己不是说说而已，还有实际行动。这是65年前的事了。当时的维新派是对社会上大多数俗人的反抗，维新派有他的主张、见解，对流俗之见看不上，这些对我很有影响。

还有，因为爱国，平日谈的总是国家在危难中，民生痛苦，讲的是大事情、大问题，不谈一身一家衣、食之事，彭先生为此将家当尽卖，甚至到年关上吊。我在14岁上旧五年制中学，毕业后即不想升学，要搞革命，因为在中学时就参与革命。这时，家中长辈关心自己，以为不能尽搞这些，将来还要吃饭，也要为自己生计打算。但这话我已听不进去，不能为一身一家衣、食而苟生。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想到吃饭问题。我的一生差不多没有职业，我虚岁19，遇上辛亥革命，转年20岁，又忽然想出家，对人生怀疑，看到烦闷，以至否定人生；这时，佛家的思想最合于自己，我是先有自己的厌世思想而去看佛家的书，而不是先出家而后学佛。固先去维新。我这个七十多岁的人，从小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我受佛家的思想影响很大。佛家的思想要人最好是什么也不贪，什么也不怕。我对主席佩服的地方很多，最佩服的也就是这一点，他无所贪恋，无所惧怕，什么也不顾。去年关于邹秉文的事，小组中大家都批评他，我虽也批评他，但和大家不一样，我肯定邹有51％是正确的。这是我不顾一切的一种表现。

我的一生可以说没有职业。辛亥革命后，办过报社，当新闻记者，与曹老（谷冰）同行；因为信佛，不久又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好像与向老（按:向达，政协直属组成员，北大历史系教授）同行；后来又办教育，任校长、院长，好像与李老（按:李建勋政协直属组同组成员，教育家）同行，实际什么都不是，这些都不是我的职业。我这种自信，自大，不愿跟别人走，不受外来影响的性格，好的一面是不盲从，能独立思考；另一方面是固执，常常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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