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曾于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留学日本。跨三个年头近两年半的留学生活，在李大钊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他“立始之始”①。

李大钊留学日本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可以说，从此他便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在他回国后写的文章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余曩居日本”、“余前岁居日本时”、“往者余居日本”、“往者愚在日本”、“我从前侨居日本的时候”等字眼。据粗略计算，李大钊文中引用日本的资料及谈及日本的地方，恐怕不下几百处，可见这种影响之大。因此，搞清留学日本对李大钊的种种影响，对于深入开展李大钊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一、对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影响

毫无疑问，与留学日本前相比，李大钊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很大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在实践方面，主要表现在他对袁世凯的问题上。李大钊对袁世凯有一个认识过程，在留学前，他基本是站在拥袁的立场上。根本原因是：经过曾被李大钊热烈欢呼的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了，而袁世凯的真面目又尚未暴露，他出于爱国热忱希望加强以袁世凯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的统一，群策群力，“一力进于建设”，②尽快把中国建设成如同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有相当部分是从政制上探讨如何建立健全民主政治的。而且，他从1912年6月提出去“省私”，到1913年6月发表《裁都督横议》等文，说明他主要矛头是反地方、反“藩镇”，而不反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央。甚至他在文中一面指责革命党人势力较大的“皖、赣、湘、粤，傲岸自雄”，一面为袁世凯辩护：中央“非专制之局”，因而“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实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当然，这一时期，他也感到国中“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③甚至一时苦闷而产生出世思想，但总的来说，在他留学前，看不出他拥袁的立场有什么改变。

到日本留学后，首先，从位置上来看，可以说他站到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上，眼界开阔，各方信息量大增，看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加之他在日本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形势的发展等等，这就使他对袁世凯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

1914年11月发表的《国情》一文，是李大钊转变他拥袁立场的一个标志。从该文的整个内容来看，他还没有认清袁世凯与古德诺（美国人）、有贺长雄（日本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