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2月在反对“二十一条”的高潮中，李大钊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由于当时形势复杂，为了一致对外，这些文章的锋芒是针对日本的侵略阴谋的。日本学者富田升说：李大钊“是为同留日学生总会提倡的‘举国一致’口号保持一致，而慎重地避开了从正面对袁政府的批判”④。我国有学者认为：“对于袁世凯政府当时的作法，李大钊认为是出于迫不得已的”⑤。而他在6月发表的《国民之薪胆》一文中，便明确指出袁世凯有“复古之非，弃民之失”，这表明李大钊个人立场已转向反袁，从此展开对袁的批判，以至后来不惜一时中断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而全力投入反袁、讨袁斗争之中。

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他特有的“民彝”思想：民之所以形成民的那种根本属性，是固有的，持常不变的，它高于一切，决定一切；一切随它转移，顺之者存，违之者亡。他的民彝思想，显然是对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希图为建立民主制度找到最根本的依据、条件。简而言之，民彝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就使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无疑，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他早期思想的重大发展。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形成在日本绝不是偶然的。比如：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日本进入了大正时代。这一时期，一方面工农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一方面广大中小资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大正民主运动。曾经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李大钊老师的吉野作造，从1914年4月在《中央公论》发表《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开始，便不断阐发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再有，李大钊就学的早稻田大学的学风，和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东京帝国大学是不同的，加之拥护宪政运动的发展，早大一些教师，如给李大钊任教的大山郁夫、美浓部达吉等，在讲台上宣扬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日本学者森正夫说：“处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呼声中，早稻田大学教员的讲义里，也倾注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李大钊可能已经感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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