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毛泽东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成为常委，但常委分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了解，对其军事才能信任也不足，毛泽东要充分发挥自己军事才干，实践自己的军事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但当时，毛泽东获得的支持还不够，有不服气者、有不信任者、有不理解者。打鼓新场争论集中说明了这点。张闻天后来曾讲，当时一些领导包括他在内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王稼祥参加“新三人团”，对毛泽东就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除了加强团结消除矛盾，减少阻力外，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本身是长征中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时，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张闻天已在中央负总责，王稼祥再进入“新三人团”就更加强了支持毛泽东的力量。

因此，在人员受限的情况下，“新三人团”人选很重要，不能只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决定人选，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既讲根本，也要讲究策略，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周、毛、王组成军事领导小组是当时最佳的人员搭配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三人团”人员组成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基于当时形势，全盘考虑后确定的，能最大限度保证军事指挥的顺畅。

军事斗争是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军情多变，复杂严峻，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果断处之。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在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鉴于以前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缺乏民主，独断专行，故为加强民主，常召集20多人的中央会议，对军事行动开会讨论，集体决策，懂与不懂军事的人都参加，常为军事行动争论，这样既牵扯了精力，更与军情的瞬息万变、需要集权相矛盾，实际上又妨碍了军事指挥。特别是在1935年3月10日，开会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唯毛泽东一人不主张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3月5日被任命）的职务力争”，但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被表决否定，还失去了刚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敌总指挥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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