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娃娃们好。”主席高兴地边答应边招呼:“坐、坐，大家都坐下来。”我见主席这样热情而随和，也就放开情绪不再拘束了。主席问我家庭和工作情况，我说我是1940年在上海参加了学生协会，1941年随一批同学到苏北新四军一师参军，父亲是教员，已病故，现有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在上海工作，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主席连连说:“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他风趣地问我:“你是从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坨子？”见我不好回答，他接着对我俩说:“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党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主席还关心地问我:“看上去你身体较瘦弱，有什么病？”我说:“没大病，只是常头痛。”主席说:“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痛了。”我感激地答应着。接着他又问孩子们在哪儿上学，远慧说:“我在十一小学三年级，妹妹远玲在五一幼儿园，今天同学知道接我到中南海见毛主席，都要我代问主席好！”毛主席高兴得一个劲儿地笑。谈了一会儿话，叶子龙同志过来说进屋吃饭吧。主席说:“娃娃们不能吃辣椒，今天添盆炒鸡蛋给娃娃吃。”
进了客厅见到主席姨表兄王季范老先生，还有几位从韶山来的乡亲也接到这里来了，其中有主席的老师李漱清，主席幼时的伙伴邹普勋满舅舅(泽全的亲舅舅)。听满舅舅说，老家乡亲们想来的人太多，经主席同意来才接待，不经事先招呼的来也不接待。到北京后主席很热情，给每人制一套毛衣裤、一套料子衣服、一顶鸭舌帽子。满舅舅邹普勋在乡间是个刻石碑文的石匠，一经穿戴起来显得精神多了。吃饭时四菜一汤，都是苦瓜、茄子、辣椒之类，外加了一盆炒鸡蛋。主食是红糙米、小米加青菜做的二米饭。主席吃的很香，还细心地要一旁的秘书同志另放一个碟子说:“普勋有病、另外单独夹给他吃。”
饭后一起围坐着，主席抽烟，我们吃苹果。五岁的远玲说:“伯伯，我给您跳舞。”主席高兴地说“好！好！”远玲边跳边唱，主席还和着拍轻轻地拍着手。两岁半的小远平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坐在对面的主席。主席笑着指着她说:“你看娃娃这双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以后世界是他们的，有他们钻研的时候呢！”
我们告辞前，毛主席让叶子龙将桌上的鲜果和糖果拿一些给娃娃们带回去吃。主席随我们出院门，忽然问:“怎么少了一个娃娃？”我笑着说:“远平睡了，已先抱进车中。”主席松了一口气。车子慢慢开动了，我们隔着玻璃看到主席还站在那里挥着手。
1954年深秋，毛泽全的母亲来到北京。当乡亲们听说邹普勋及一批乡亲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后，也想去见见主席。毛泽全将这意思打电话告诉了中央办公厅。第二天，叶子龙同志乘车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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