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在英国订购机器所用亦为三十多万两，两者相加，用去了建厂经费的十分之二。无知导致的损失如是之大。光绪二十年，汉阳钢铁厂产品应市，历年亏折惊人，至光绪二十四年，亏折累计达到了一百多万两。这个烂摊子，后来不得不交给盛宣怀去收拾。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评论张之洞“巧宦热中”，张之洞做官，自有一套本领，结慈禧欢心，醇王奕䜣为之奥援，出身清流，为翰林时屡劾大员，一生清廉，博得好名声，便恣睢放肆，为所欲为，旁人不敢奈何。张之洞自撰的《抱冰堂弟子记》，述其在粤督任上得奕䜣维护，颇为自得:“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曩所议奏各事，一一皆奏请特旨准行，且事事皆极口称奖，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幸无藉枢廷势恐吓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其实粤省报销款固无所亏也，然贤王之意则可感矣。”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黄濬又评张之洞“事功不如文章”，这和柴萼《梵天庐从录》之评相同，柴著曰:“论者谓，使文襄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按指阮元、纪昀）之间占一席地位。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文恭（按指潘祖荫、翁同龢）而后，主都下风雅之坛坫。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予于文襄亦云。”按诸张之洞为人狂放，性行怪僻，不拘细节，柴萼这番话不为无理。《国闻备乘》说张之洞“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自享太平五十年，俯视一切，盖以为天下莫己若矣。”择举《国闻备乘》所举事例的一部分如后:“直隶人闻之洞内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张宴于湖广会馆，徵集名优，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之洞收柬已三日，届时催者络驿载道，卒托故不往。
鹿传霖、徐世昌忍饥待至二更，皆扫兴而散。闻其性情怪僻: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薙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厅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张则）僵卧舆中不起。其生平细行大节，鲜不乖谬者。”在他下面做事的人就苦了，“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误，诃责之声达于户外。”所以张幕无人才，辜鸿铭无非一怪人，陈衍只会做诗，梁鼎芬一无节行之徒。像这样的一个大员，确是狂傲文人本色，还是去做一个词臣更适合。
核心提示：
清代末年，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稗宫野乘有载，时人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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