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对宪法草案上所规定的“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是由衷地感到高兴。解放前，“我们的嘴被堵住，我们的笔被迫而放下来，我们连闲谈的时候都得防备着隔墙有耳！我们往往因为写了一封信而被囚禁起来。我们之中有不少人受过毒刑，甚至丧掉生命！那时候的图书审查制度……不仅剥夺了我们的出版自由，而且污辱了文艺！”，但当他渐渐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因言论而获罪，他难免内心也流露出抵制的情绪。比如，对于诸多的招待会、纪念会、欢迎会、欢送会等等，老舍明确提出来，应妥为安排。因为，他常常听三次同一内容的传达报告，至少耽误两个半天的写作时间；也常同时接到同时开会的三四份通知，都写着“务请参加”，闹得手足无措。这时候的老舍，已经开始在“大”的歌颂的同时，为自己提点“小”的要求和意见:“给我们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去体验生活，去安心写作。”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老舍一直是以一种知恩图报的心情不知疲倦地创作着。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想的是如何报答人民对他的信任。“政治热情就是那股力量。”“只有写出好的剧本来，我才对得起人民给我的光荣。”
事实上，从老舍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不难发现，老舍早在1954年，就敏锐感觉到了当时文艺界在批判俞平伯的运动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但他只是既犀利又不失温和地以弦外之音提醒注意:“旧日衙门里那种信任谁、怀疑谁的态度不应存在于我们的团体里、事业里。……以《文艺报》说，应使大家热爱它，而不应使大家怕它。……批评这个武器若只拿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便会专制。……干部工作太多的应适当减少。身兼数职，便高高在上，点头摇头，自谓掌握原则，实则丢失了原则。原则不会脱离实际工作而凭空存在。我相信发言的不是单纯地揭发别人的错误，而是愿意自己在这次斗争中学习。”这些话在当时说来，是很有分量的。
据中国作协前秘书长张僖回忆，在中国作协从1955年8月初到9月初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那段时间，“许多事情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有几位领导在台上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对丁陈抱有同情，而默不做声。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所见到的事实是，在现场的许多领导、许多名人、许多作家，在会场上都是同仇敌忾，像高喊:‘冯雪峰站起来！’‘丁玲站起来！’还有一些人喊着更激烈的口号。他们不是被人指派的，他们有的或是想当众表示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击，或是想让领导看看，或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或是出于真心，或是被领导的威望所蒙蔽——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场面非常激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遗憾的是，张僖为了给众多人民心目中的“尊者”和“贤者”隐讳，把当时历史场景的许多细节“春秋”掉了。
不过，他的“只言片语”还是留下了一些催人警醒的历史场景。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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