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一定是有了这份深深的心的相知，胡风才能在受批判过后，体会到老舍在“服从”的同时，还有“抵制”的另一面。否则，就无法解释胡风并不把老舍的批判“当回事”了。不是吗？就是同一个老舍，在批完胡风之后，竟敢在“鸣放”期间的1957年1月，居然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许多人一样，有胆魄提出，作家们“应该自由地写作和批评。那样会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批评和反批评都不该扼杀。头脑冷静的讨论可以更清楚地分清是非。过分的批评损害批评自身，因为真理并不赞成鲁莽。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出版一切有道理的东西，而不管作家属于什么思想形态——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只有坦率而公开的讨论才能鼓励不同的学派争鸣。争鸣的目标是发现真理；因此应该是自由的讨论，给每个有话要说的人说话的机会，而且要他们把话说透”。不过，这也正是陈徒手所说的，老舍的“放松、胆大仅仅限于1957年的初春，只在那年一瞬而过。或许在这前后他发过牢骚，发过脾气，但是让我们感念的依然是1957年春天老舍作为性情文人最为本色的直言，他隐秘的心境终被那年阳春搅乱，激情地涟漪了几下”。

老舍

老舍1950年回国以后，眼见人们的现实生活比解放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一切全都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故而他全身心地以自己的写作才华去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以后，更是在政治热情的无形驱使下写了许多遵命的文字。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自己又是穷苦人出身，他觉得天生与共产党是相融的。他绝对相信党，所以对于五十年代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他是由衷地拥护，并且教导青年人如果想走文学道路，一定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

关于老舍解放后积极参加诸如批胡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为真诚说，二为敷衍说。

持真诚说者，大都以为老舍是个大作家，不大懂政治，只是单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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