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老舍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不难发现，老舍早在1954年，就敏锐感觉到了当时文艺界在批判俞平伯的运动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但他只是既犀利又不失温和地以弦外之音提醒注意:“旧日衙门里那种信任谁、怀疑谁的态度不应存在于我们的团体里、事业里。……以《文艺报》说，应使大家热爱它，而不应使大家怕它。……批评这个武器若只拿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便会专制。……干部工作太多的应适当减少。身兼数职，便高高在上，点头摇头，自谓掌握原则，实则丢失了原则。原则不会脱离实际工作而凭空存在。我相信发言的不是单纯地揭发别人的错误，而是愿意自己在这次斗争中学习。”这些话在当时说来，是很有分量的。

据中国作协前秘书长张僖回忆，在中国作协从1955年8月初到9月初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那段时间，“许多事情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有几位领导在台上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对丁陈抱有同情，而默不做声。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所见到的事实是，在现场的许多领导、许多名人、许多作家，在会场上都是同仇敌忾，像高喊:‘冯雪峰站起来！’‘丁玲站起来！’还有一些人喊着更激烈的口号。他们不是被人指派的，他们有的或是想当众表示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击，或是想让领导看看，或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或是出于真心，或是被领导的威望所蒙蔽——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场面非常激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遗憾的是，张僖为了给众多人民心目中的“尊者”和“贤者”隐讳，把当时历史场景的许多细节“春秋”掉了。

不过，他的“只言片语”还是留下了一些催人警醒的历史场景。比如，“正因为这样无助，丁玲和冯雪峰才会有那样难以名状的悲痛，甚至他们自己都以为自己犯了错误，只不过不是故意的罢了。那会场真是一个‘场’，到了那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态，在那个‘场’里，人们的心都被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牢牢掌握了。我感到人就像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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