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赵匡胤的报告上，李煜更是表现出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僭越，其《即位上宋太祖表》言:“惟坚臣节，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辄萌异志，岂独不遵于祖祢，实当受谴于神明”，连欺师灭祖、人神共愤这类发誓赌咒的话都已道出，似乎纯粹出自肺腑，但在赵匡胤眼中，离真正的臣服态度似乎还有距离。

另一方面，李煜还时刻在乎着不知是祖业还是自己的尊严，总想借机找回一点面子。一次，赵匡胤派武将魏丕往南唐巡视指导工作。席间，不知是喝高了还是为了宣泄政治军事上长期以来的压抑，自恃文采的李后主让这位武官魏丕即兴赋诗，不料学文出身的魏丕毫不含糊，张口就丢下一句:“朝宗海浪拱星辰，莫教雷雨损基扃”。诗里唯宋朝尊、号令属国的霸气让李煜“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骚”。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列传第二百三十七》又载:“（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臣服于外，备战于内，在当时情形下无可厚非，但被赵匡胤过早察觉，则注定了南唐国运的加速衰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家国虽好，山河虽壮，终不敌赵宋的铁蹄压境。974年冬，赵匡胤借口李煜未能奉诏来朝，兴兵讨伐，次年十一月，攻占金陵，煜降，南唐亡。至此，英武的宋太祖完成了其统一南方的重要步骤，在李煜“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的迷惘太息中翻开了其揆文奋武、开疆拓宇的新画卷。

李煜的悲哀在于，在不可回避的机遇下，以极不情愿的心态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登基加冕，自我定位在兵戈四起中已然矛盾重重，最终导致其治国战略的矛盾与模糊，而个体生存和国家竞争的双重战略模糊，是其亡国为虏、命陨他乡的深度原因。

煜即位的前一年，赵匡胤已经称帝，在后周基础上建立起强势政权，其取道南下、会猎于金陵之意若司马昭之心。本来具备战略纵深基础、隶属南唐的江北大片领土，已经被李悉数割让于宋，长江便成为南唐首都金陵唯一的天然防线，赵匡胤只要纵马过江即可直捣南唐首府，本来坚固的国防在李的挥霍下变得锁钥旁落、门户洞开。受命于斯，李煜徒叹时运不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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