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南宋政权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岌岌可危的境地。当年七月，随着蒙哥汗的去世，四川局势虽然得以缓和，但京湖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严峻。南宋的“精兵健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鄂州，才使鄂州得以不破，可是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城中宋军伤亡惨重，城墙屡次被蒙军攻破，士兵死伤多达一万三千余人。更使宋廷担心的是从云南北上的蒙军，已进抵潭州城下，距离兵力空虚的江西、湖北只有数百里之遥。蒙军如果向东进入江西，一旦控制长江口岸后，便可顺流进入两浙，直接威胁到首都临安的安全；蒙军如果北上进入湖北，便将逼近鄂州，使守城宋军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故在“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钧”的形势下，通过议和，尽快促使蒙军退兵实为上策。这时候，南宋与蒙古议和不仅有必要性，也存在着可能性，这就是蒙哥汗一死，蒙军军心动摇（至于忽必烈急于北返争夺汗位一事，宋方就不一定清楚），使一直气焰十分嚣张的蒙军，有可能同意接受议和。因此，贾似道于此时派遣宋京前去求和的做法，似无可厚非，宋蒙鄂州议和确有其事。
其次，再来考察这次宋蒙议和的经过。开庆元年冬，包围鄂州的蒙军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加上宋军“尽集”于鄂州，而蒙古“国内空虚”，已无力增兵，因而忽必烈身旁的谋臣都力劝他退兵。正当此时，忽必烈妻自开平派人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的消息，“请速还”。于是忽必烈开始作退兵的准备。十一月初八日，为不使蒙军在退兵时遭到南宋军队的袭击，忽必烈制造假象，声言“趣临安”，离开了牛头山驻地。闰十一月初二日，忽必烈移驻江边，向诸将传达命令:再过六天，围城军队将撤至浒黄州（在武昌北长江对岸的白浒镇）。就在蒙军即将北撤的当天，贾似道派宋京到忽必烈军中求和。忽必烈对于南宋方面提出的要求可谓正中下怀，立即遣赵璧往鄂州谈判，临行前，忽必烈嘱咐他:“汝登城，必谨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赵璧登城传达忽必烈的话说:“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由于当时贾似道已移师黄州，所以赵璧问:“贾制置今焉在耶？”议和间，赵璧看到蒙军已经开拔北返，便丢下“俟他日复议之”一语，匆匆出城，随军北返。
签订和议，是宋蒙两国间的军国大事，双方必然有一个反复谈判的过程，决不会草率从事。既然议和的时间是这样仓促，贾似道又不在鄂州，忽必烈表示“当请于朝”，赵璧也说“俟他日复议之”，可见这次议和既未达成具有实质性的内容的口头协议，更未形成书面文字，仅仅只是双方对议和的一种意向和南宋方面作出愿意妥协让步的一种姿态而已。作为更加有力的一个证据，是忽必烈在至元十一年（1274，南宋咸淳十年）所发布的《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内称:“我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师次鄂渚。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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