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09018期封面

民族资本蜕变

主笔◎朱文轶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迟了一个月。集结在上海城外的一部分部队驻扎在震泽(现湖州一带)，而华东局机关、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阳待命。“总攻发起前，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学习，包括各种文件和纪律。”曾经担任20军58师172团政委的丁公量向我们回忆说。

长达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在历史上绝无仅有。除了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是，还在等待装满4亿元人民币的40辆美国道奇卡车抵达丹阳——由于渡江之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这批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集中调运到济南，再转运上海的首套人民币和12种样票迟迟未到——一旦进城，它们将成为“另一场战争”的武器。“在各种准备尚未做好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入上海为好。”陈毅在1949年4月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他担心仓促进城会让新政权“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要了解共产党进入上海前的一再谨慎，我们不妨从旧政权在这座城市开展的变革所遭遇的一连串挫败说起。

国民党政权1927年设立之初，上海就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场大考。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未竟的“建国计划”的中心点就是在上海建立特别市政府。

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说:“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

上海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于任何一个新政权，它都具有“制度试验地”的价值。它是沿海中国走廊上的龙头，是中国新观念和商业利润的中心，是所有商业城市的风向标。长期的被殖民史和商业开发史在这个城市留了深刻的痕迹，它比中国其他的商业口岸要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近代上海相当程度上崛起于鸦片贸易，19世纪50年代以前，上海作为沿海鸦片运输的枢纽港，处于一种半公开的地位，鸦片或者鸦片订单在上海几乎和白银有同样的功能。因为都市化加速，20世纪最初的30年里，上海的人口增加了3倍以上，他们一直生活在4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之下，分布于5个不同的城区，外国租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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