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陈毅在四处碰壁中，“后来他慢慢认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只能是一种幻想”。1923年在中法大学学习，任学生会主席的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很多年后，陈毅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对革命道路也并不是先知先觉的，也是在一系列挫折之后悟出来的。”

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陈毅的资历比较老。南昌起义部队失败的紧要关头，陈毅协助朱德将剩余不足千人拉到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春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当时红军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朱、陈一起制定的。1934年8月，陈毅在战斗中负重伤，未能参加长征，却在坚持南方根据地的最为残酷的战斗中保存了革命阵地。后人熟悉的《梅岭三章》，就是这段浴血人生留在革命史上的绝唱。“他在革命年代说过很沉重的话:干革命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打了胜仗开庆功会，打了败仗开斗争会，牺牲了开追悼会。’”

陈毅在残酷的斗争中形成了富有人情味的政治智慧和魅力。陈小鲁说，当时红军打了败仗，长征主力已经走了，国民党派兵要拔掉根据地，军心不稳，有人要退出队伍。“别的领导人可能会采取枪毙逃兵的方式，但父亲没有。他对大家说:你们走可以，把枪留下，不要出卖同志，以后欢迎你们来。结果话一出口，本来动摇的也不动摇了……”

在同为军人的陈小鲁看来，陈、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善于大兵团作战，靠的是协同、军事民主。“每一次制定完作战方案，华野把纵队司令都叫来一起开会，让大家进行充分议论，有意见你可以提，有想法你可以说，最后我父亲拍板。这样每个纵队都了解自己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整个决策是个非常完整的过程。他把领导的决心变成每个纵队司令员的行动。”在这样的领导机制下，该守的守，但又非常灵活。

在陈小鲁看来，在父亲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更突出的是组织能力。“他是个很好的组织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反映在干部关系上就是亲和力。后来华东有什么事情，都是我父亲出面。”陈小鲁说。在渡江战役中，陈毅作为三野的最高负责人，后来二野协调的时候，我父亲是二野的副司令员，他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两个野战军的关系。“说到整个二野和三野的协调，他推崇邓小平，认为他力量很强；父亲又对刘伯承很尊敬，因为刘伯承辛亥革命时就已经是一个军队领导。”所以两个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时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

陈毅身上体现的一种大度，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新四军将士们对陈毅有评价:“陈老总有什么山头？陈老总有个大坑！”后来到外交部当部长时，陈毅也只带了一个秘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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