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革”前夕，父亲一直负责立法工作，还直接主管执法工作。到“文革”被“打倒”前，父亲还一直领导新中国刑法的制定工作。“文革”前，刑法草案已改到第三十三稿，书记处已经研究过。而“文革”对法制的彻底破坏，使刑法的制定延误了十年以上。直到1979年，它才在父亲亲手培育下诞生。这部刑法的主要架构内容，基本与“文革”前的草案一致。它的新特点，在于根据“文革”的教训，写进了“非法拘禁”、“诬告陷害”、“刑讯逼供”等新罪名。

父亲领导政法工作时，一贯在领导执法机关坚决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强调必须严禁非法拘禁、严禁“逼供信”，反对“官无悔判”的封建执法观。他说过:“1943年，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当时，放火的也有，放毒的也有，反动标语也发现了，谣言也出来了。哎呀！延安还有这么多的特务？来了个抢救运动，发生了逼供信，结果就搞乱了。这种错误不要再犯。”“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不要认为有百分之五的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错了也了不得，在你看来是百分之一，对被冤枉的人来说是百分之百，一个人就是一家，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一个错案在一个工厂、一个乡，周围十里八里的群众都晓得，影响很坏。”

父亲的法制观和法治建树源于他深厚的法律功底。他住国民党监狱六年半，别的书看不到，《六法全书》却允许看。他真正系统研究法律，竟是在监狱中开始的。

图为1966年5月，彭真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在一起。后排左起第三人为傅洋。此后，全家离散达九年之久。

在秦岭大山中父亲给母亲当了回“秘书”

我上初中和升入高中的几年间，正是新中国风云骤变时期。高中只上了一年，“文革”开始。刚刚走上正轨的新中国法制事业毁于一旦，而亲手奠定了新中国法制基础的父亲也被批判，停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先是被软禁，1966年12月3日被监禁。半年后，一直作为父亲秘书的母亲张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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