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起来。李英男说:“这个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父亲在苏联的事大做文章,他们说母亲是苏修特务。那个时候,有很多干部的外国妻子都因为国籍问题和丈夫离婚,回到自己的国家。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在李立三的动员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李英男说:“这是母亲最艰难的选择,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
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受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李英男回忆:“红卫兵强行驻进我家,割断父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天天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审问。母亲也一起被拉去挂牌陪斗。”李英男说,那一段时期,母亲以惊人的毅力承受着一切,每天都安慰父亲要坚强。“平时热闹的家里变得寂静起来,没有人再敢到我家串门,为了我们不受牵连,父母都让我们住校。”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他们被押上汽车,汽车刚开到府右街,李莎就被拽出车子。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去世前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未写完。”
李英男含泪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
“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得不到口供,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她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李莎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材料,没有一字是假话。
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落实“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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