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工厂年终奖:从零到年货的转折

20世纪30年代的反帝运动曾经一度让工人觉得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不幸的是老板利用了他们的感情:“你们不是痛恨日本人吗？不是要反日爱国吗？日本人正要打倒华纱，使得你们没有工做呢！现在你们帮助厂方减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们中国‘劳资合作’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抵日货、救中国的爱国行动！”“万一各位工友不肯帮忙，那么我们无法维持，只有关厂！”

老板底气十足，当年的上海失业人口超过近60万，这些人从事的都是机器上的简单劳动，谁不愿意干或者死掉，立刻就有人补进来。民国时期有《工厂法》限制工人劳动时间，每周6天，每天八小时，不幸的是，这法律从来没真正起过作用。由于每天工作18小时，上海一个烟厂的某个山东大汉从进厂到累死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解放后的工厂，工人待遇得到大幅度提高，累死人的事没有了，到年终，工厂和机关单位都在执行一种实物发放的福利制度:平时发生活用品，过节发食物、票券，最典型的是大块的冻带鱼、大块的冻肉，或者让大家排队轮流获得自行车票、缝纫机票。

这种过节发实物的制度很符合计划经济时代大家的利益:企业不能随便发钱，国营企业，钱要交给国家。发了钱也没用，大家有钱没票据能买的东西也很少。不如用自身现有的资源（原材料、产品，或者优先购买产品的机会，这些很容易在账面上抹平）和商业系统的单位或者农村公社进行一些交换。

这一好处是同一单位大家发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至少同一部门同一级别是一样的，坏处是一个人的收获不在于他的努力程度，而在于这个单位是不是“厉害部门”，厂长、经理或者局长有没有“本事”和“魄力”。

3 购物券卡:特权象征

实物发放的重要问题是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别无选择，一个吃海鱼过敏的工人可能有一个吃海鱼过瘾的工会主席或者厂长。在物质开始丰富的20世纪80年代，给购物券和购物卡让职工自己选购年终奖励的情况也出现了。

这一方式仍然有其不便之处，单位负责人有权挑选本单位对应的商家，这会造成腐败。在1980年代，叫“以权谋私”。20世纪90年代有几年，各级政府都在发公告，严打购物券的使用。

时至今日，这种福利发放形式仍然存在，多数在一些政府机关的事业单位出现。这种年终福利虽是个人收入，却不用纳税，不会露富引发兄弟单位或者同系统其他部门的红眼。在今天可以说是一种残存的特权象征。

在打击特权券卡的同时，政府也努力用健康的年终奖励来引导社会。除了实物改现金、奖金全部走明账之外，企业的差距也逐渐拉开，年终奖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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