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创作者的这种选择都很难让人指责。实际上，相声创作绝非易事。即便是文章大家也未必就能写出好段子，像老舍这样的大作家都曾因相声难写而“知难而退”。只有那些既谙熟相声创作表演的内在规律，又有敏锐社会观察力的人才有可能写出好段子。一部优秀的相声作品往往凝结了创作者大量的心血。常祥霖说:“站在这个角度看，这次的作品拍卖会就非常有意义，至少有助于扭转作者不受重视的现象，维护他们的权益，调动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相声90年代后的低迷，艺术领域的用人机制也有相当的责任。传统上我们习惯于“学而优则仕”，现在则“演而优则仕”，一些优秀的艺术人才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以后，失去了继续从事创作的环境和时间，本来旺盛的创作力被忙碌的行政管理工作所占用。常祥霖曾向有关领导建言:像姜昆、徐沛东这样的艺术家是具有成为大师潜力的人才，他担心把他们调到领导岗位上之后，“多了一位官员而少了一位大师”。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就连姜昆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工作太忙、时间太紧，像以前那样为了创作一个作品花几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机会不多了，所以难以超越以往的创作。

常祥霖说:“国有文艺团体的体制也容易把人养懒，反正工资收入旱涝保收，演员没有什么市场压力，也就缺少创作新段子的动力。”于是，固步自封、缺乏创新，难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和观众的欣赏口味。在电视荧屏上，许多相声反复表演、不断重复，令观众发出“新段子在哪里”的质问？缺乏市场压力的青年演员的素养因而与相声大师们深厚的积淀相距甚远。侯宝林和郭启儒1940年到天津燕乐戏院表演时，按照合同，至少得会百十段活才能应付。而今天绝大多数相声演员难以掌握这样多的段子。郭德纲就曾讽刺说:“中国的演出市场很好混，会一两段就可以走遍天下。”话虽偏激，但也道出了相声界的部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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