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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孔子家语》研究述略(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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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语证伪》，对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作了全面的论证。他们是清代《孔子家语》“伪书说”的典型代表。如孙志祖说：“至于《家语》，肃以前学者绝不及引……，其伪安国后序云以意增损，其言则已自供皇状然……夫叙孔子之书，而先言夺郑氏之学，则是传会古说攻驳前儒可知矣”(孙志祖《家语疏证》，中华书局，1991年，第68页)。这正是他认为王肃伪造《孔子家语》的理由。同时范家相与之呼应，说：“据《王肃序》所言，肃先撰礼经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及得孔猛《家语》，与其所论者有若重规叠矩。夫议礼之书必有依据，肃未见《孔子家语》何能言之——符合，况其论郊祭庙制五帝德之说不过本之春秋传，大、小戴以成其辞，乃谓出自己见，又谓与《孔子家语》暗相印合，其谁信之”(范家相《家语证伪》，会稽徐氏述史楼丛书)。在《读家语札记》一文中，他将《孔子家语》为伪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2.《孔子家语》“非伪说”。清代学者中以陈士珂为代表。他撰《孔子家语疏证》十卷，对其真伪进行了严谨而细致的考证。从如下两个方面质疑“伪书说”：一、“夫事必两证而后是非明，小颜既未见安国旧本，既安知今本之非是乎?”二、“予观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96页)。这说明他还是比较赞同孔安国整理编订了《孔子家语》，而非王肃伪造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陈诗、马国翰、沈钦韩等，但这种观点在清代学术界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和重视。
3。《孔子家语》“增加说”。此说是介乎于“伪书说”与“非伪说”之间的一种观点。清代学者中持此观点的应该首推钱馥。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钱馥的发明，而是源于三国时期的马昭。钱馥认为王肃所注《孔子家语》是在《汉书·艺文志》所载二十七篇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七篇，诚如其言：“肃传是书时，其二十七卷俱在也，若判然不同，则肃之书必不能行。即行矣，二十七卷者必不至于泯灭也。惟增多十七篇，而二十七篇即在其中，故此传而古本则逸耳”(钱馥《家语疏证跋》，中华书局，1991年，第139页)。钱馥的“增加说”是基于古书成书规律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
三、近现代《孔子家语》研究概况
近代对《孔子家语》的研究，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他曾编辑撰写了《孔子研究讲义》一书，在该书的按语中，他明确指出了《孔子家语》为王肃伪作，并指出该书虽为记载孔子专书，却“无任何取信之价值”，对《孔子家语》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怀疑和“辨伪”。
顾先生的全盘否定，使多年来对《孔子家语》的争论和研究陷入了僵局。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孔子家语》被打人冷宫，因其为伪书而很少有人问津和研究。
直到20世纪70年代，陆续出土的简牍帛书，打破了人们对《孔子家语》既有的“成见”，使《孔子家语》研究冲破长期疑古的“坚冰封冻”而柳暗花明。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的汉墓竹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墓木牍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公布，重新开启了新时期人们研究《孔子家语》的大门。借助这些新材料，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孔子家语》这本争论已久的著作。围绕着《孔子家语》的成书、真伪、材料来源、文献价值和注释、版本整理等问题，李学勤、庞朴、胡平生、杨朝明、王承略、宁镇疆、王志平等从一个新的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孔子家语》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从而把《孔子家语》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1.关于《孔子家语》的成书及真伪。对于《孔子家语》的成书及真伪，学者们从出土文献人手，经过充分论证，主要形成了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孔子家语》成书于汉魏孔氏家学，非王肃伪造。李学勤先生《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认为，《孔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王肃对原书或许作过一些改窜，但要说伪造整部书，恐怕是不可能的。王志平先生在《中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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