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会毁在小人即蔡京等奸臣手里。
但是，清醒与买醉，都是于事无补的。
“君子有党”、“君子与小人”的理论划分，从北宋末年的实际政治效果看，很难说有什么积极意义。
绞胎瓷从“君子之瓷”，演进而为“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
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还是政治，“和而不同”在儒家看来，似乎都是一种最高境界。
但是，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还强调了“小人同而不和”。
因此，绞胎瓷走到“君子和而不同”，似乎只是显得更有了文化，依然缺乏灵魂。
真正赋予绞胎瓷灵魂的，是坐落在当阳峪窑址之上的圆融寺，是佛家禅家，而不是儒家，乃至道家。
“绞胎瓷无论作为‘君子之瓷’，还是诠释‘君子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都没有错。”焦作市修武县圆融寺住持释果建法师说，“绞胎瓷铸造的是‘和’，是和合大美；但在佛家这儿，这是万物‘圆融’之德。因此，与其说绞胎瓷是‘君子之瓷’，背后非要暗藏个‘小人’，倒不如说绞胎瓷是‘圆融之瓷’。”
圆融之瓷
“圆融”，消弭了绞胎瓷承载的“君子与小人”的矛盾与对立。
先秦时代，“和”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是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和”不是“同”，它有别于“同”。
譬如烹调，酸、甜、苦、辣、咸“绞”为一“菜”。五味调和，才有五味俱全；五味俱全的菜肴，才是佳肴。
譬如音乐，宫、商、角、徵、羽“绞”为一“曲”。五音调和，才有五音共鸣；五音共鸣的乐曲，才是神曲。
《左传》中，有晏婴“治大国如烹小鲜”之说，其云：“和如羹焉……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以水济水”、“琴瑟专一”，是说同类事物简单重复，不能做到五味相济、五声调和；只有多种不同，乃至相互对立的因素相互调和在一起，才能铸造出大美与大音。
孔子将“和”与“同”的差别引入到人际关系中，有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是说君子在与人交往中，应当恪守和谐友善之道，不必苟同于对方的一切；“同而不和”，是说小人习惯于迎合别人的心思，附和别人的言论，则不苟同他人的观点，怀抱不和谐友善之心。
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人对某一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是极为正常的。在此，孔子只是强调君子当肝胆相照，小人则见风使舵。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可能划出不同的圈群，形成不同的帮派。因此，也就有了范仲淹的“君子有党”、欧阳修的“君子与小人”的政治宣言。
“君子与小人”一旦挣脱孔子所言的日常“人际关系”，走上政治舞台，其害，亦莫大焉！
也许只有佛家所说的“放下”——在政治舞台放下“君子与小人”，国家才会安宁。不然，谁在台上，都会依仗权威，就去骂在野之人为“小人”。如此这般，争斗必将愈演愈烈。这，已为北宋一朝政治的实践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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