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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最真实的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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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4 10:53:40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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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里，这些几乎永恒不变的数字，简直平静得令人窒息。
为了可以把这条残酷的脉络表述得更清晰一些，下面这一连串数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人口数约为4000万。(《中国人口史》)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汉书·地理志》)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续汉书·郡国志》)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通典》)
在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另一连串灾难性的名词:秦末大乱、绿林赤眉之乱、黄巾之乱、隋末大乱、安史之乱……
二
历史永远是理性的，甚至永远是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都在作殊死搏斗。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前提下，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一直都是有限的，农作物品质也一直没有什么改进。无论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都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王莽时代的大骚乱，一直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的结果，但却忽略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随着生殖力的急速增加，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又几乎没有什么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时间来经营一个帝国的精神文明，但最终却无法解决生殖力增加所带来的巨大的生存问题。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先反对王莽的都是农民，知识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弃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设而成功，却不得不因为无法继续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而失败，他满足了知识分子们的虚荣，却满足不了草民们的肚皮。生殖力过于旺盛所带来的流民问题，在王莽之前，已经困扰了汉帝国近百年。这不是王莽和他那个时代能够和平解决的问题-除非他们能够发明杂交水稻。
同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骚乱再次爆发。而史籍却仍在一味地奢谈那些年朝廷的腐朽与昏庸-譬如宦官专权，再譬如外戚干政。
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明清两代对江南的充分开发，以及番薯、玉米等新农作物的引进，曾一度将这一上限提升至4个多亿(道光年间数据)。但更多的时候，历史往往等不及这个上限的到来就选择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两代。
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样的一亩耕地，两个劳动力耕作，显然要比一个劳动力耕作产出更高。所以，国家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实际上等同于在变相地压低生产力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大量流民的涌现，导致武装暴动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国历史一直都缺乏对“暴政”和“仁政”的具体定义。但凡社会安定，这段时间实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会动荡，这期间实行的必为“暴政”。这自然有道理，但从结果去为前因定性，难免会出现失误。王莽成为逆贼和暴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则是另一个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样的政绩，因为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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