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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最真实的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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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4 10:53:40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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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
历史既证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观，也无法肯定魏征的“功绩”。同样，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
不过，作为一个治世传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伟大政绩”之外，贞观之治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一个传奇皇帝，一个史上最接近“内圣外王”的皇帝的存在。
三
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
对儒家知识分子们来说，这种仰望同样是必需的。“内圣外王”式的救世主，一直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孔子曾经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只能称之为“霸道”或者暴政，而远非“王道”。他们曾经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找到这种具有完美道德的理想君王，实现道德(内圣)与政治(外王)的完美结合。他们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而把虔诚的儒家信徒王莽推上了帝王的宝座。最后却又不得不接受那个残酷的现实-当王莽死于乱刃之下，儒家知识分子们那个从“内圣”开始，最终抵达“外王”的理想也随之宣告破灭。此后他们不敢再在人君面前放肆地谈及“外王”(譬如“禅让”)，而是悄悄地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对皇帝的影响上面，培育或者劝谏。在无法自己制造和推举皇帝之后，改造皇帝便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新理想。
他们走上了一条将“外王”改造成“内圣”的折中之路。
所以，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如此描述万历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学臣僚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
儒家政治观里，一个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应该以自己的道德做天下人的楷模。黄仁宇说得更直接一些:“大小臣僚们期望他(万历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这些儒学臣僚们希望“皇帝”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位、一份职业-这样太低级趣味了，它应该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道德，而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各种各样抽象化了的礼仪，譬如每年开春，皇帝在侍臣们的搀扶下，去地里颤颤巍巍地“扶犁”。
这种形式主义作风并不是简单的虚伪或者做作，因为孔夫子很早就再三强调过:礼，是道德最完美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贞观政要》等典籍的生动记载里，是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确确实实已经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他确实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经无限地接近于“内圣外王”。
可是，从登基的那一刻开始，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李世民，就已不再具备“内圣外王”的资格，所以，为了绕开这些障碍，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规避的手段。
四
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大破突厥。唐太宗对侍臣们“兴奋”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誓灭匈奴……”(《旧唐书·李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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