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不让自己单干了，成立了‘益丰组’，5家一起干。很快，‘益丰组’也不让干了，解散了。”韩先生说。
谈到滑县木版年画缘何“失落”，河南省民间美术协会会长倪宝诚研究员为魏庆选先生编著的《滑县木版年画》作序，其中写道：“在我的印象和记忆中，传统木版年画在建国后，始终是灰溜溜的，学术、理论界的态度也是低调的，或回避，或格外谨慎小心，文化工作者更怕‘引火烧身、自寻烦恼’。冯骥才先生在《豫北古画乡发现记》序言中，曾感叹：‘一个有声有色、五彩缤纷、活态的年画产地，一个作品曾远销东北与西北的黄河流域的北方年画中心，在已知众多神州木版年画中，却从未露过面。’其实，何止是滑县木版年画，就连眼下被尊称为‘中国木版年画源头’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建国以来，何曾有过辉煌，反封建、反迷信、反右倾与接踵而来的10年动乱中的破‘四旧’更是变本加厉！我手头有5种(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不同版本的《中国美术史》，其中有四种在论及中国木版年画时，口径十分一致，即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河北武强和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只有一本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查阅该书作者，原来竟是河南内黄人。这也就不奇怪了。话说回来，难道编著《中国美术史》、《中国版画史》的诸位学者、教授都不熟悉中国历史，不知道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历史价值吗？答案肯定是‘否’！原因无非是‘祖宗孝道’是封建宗法制的产物；神像画更有宣扬‘封建迷信’之嫌！在极‘左’风暴一浪高过一浪的那些年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分良莠，一律被斥之为‘糟粕’，因此，具有千年历史，早已名声在外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也只能长年坐冷板凳。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命运尚且如此，更具原生态民间信仰的滑县木版神像画就更无人敢于问津，甚至避之犹恐不及呢。难道不是如此吗？
“我再次提起那实在不堪回首的年代，是想说明我们今天能够有可能去‘发现’、‘抢救’、‘保护’那些被遗忘、被抛弃的‘明珠’，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得到落实，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的撞击，迫使国人冷静思考，深刻反思，人们对辉煌的历史被遗忘，灿烂文明被肆意践踏而感到痛心……”
滑县木版年画的“失落”，盖因一个时代，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失语”……
是“名义”还是“族谱”？
知识分子缘何“吾不语”滑县木版年画，却还“口径十分一致”地谈“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河北武强和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
冯骥才先生的解读，也许让答案更为明晰：“跟北边——天津杨柳青年画，南边——桃花坞年画，特别是河南本土的朱仙镇年画相比，滑县木版年画完全不一样。这个地方以中堂为主。从内容上来讲，基本上没有故事，没有世俗生活，而跟民间的信仰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这些画体现了古代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而非迷信……”
看看，到了今天，冯先生这样的文化名人站出来“守护”滑县木版年画，还得强调它的“非迷信”性，给它戴上一顶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高帽！
在此，我想再次引用台湾星云大师的一句话：有正信的信仰，当然好；如果不信，迷信也可以，总比什么都不信的好。
其实，滑县木版年画未必是迷信，未必是和谐，它只是一种民间生活，借此让百姓心生敬畏而已，借此作为过年的一种仪式而已。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化。
对此，我想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生在豫东北最为偏远的范县僻乡的我，就是在那场“暴风雨”中，过年时节，依然生活在这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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