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裕达说：“好婆曾听我的曾祖祖年公说起过，当时明确丢失的是几套完整宋版书的第一册。这应该是家贼所为，拿了那些书出去估价了。如果不是曾祖赶到，恐怕还要丢失更多。其余的零散藏品究竟丢了多少，更查不到了。”

　　潘祖年顾不上追查被窃的藏品，匆匆处理好善后，将潘祖荫的藏品和灵柩一同装船，顺着京杭大运河运回苏州。其中就有著名的国宝大克鼎和大盂鼎。另有铜钟和铜鼓两大件，因又大又重无法搬运，只得就地送了人。不过，潘家后代分析，以潘祖年对兄长藏品的珍视，绝不会将这两件宝器轻易流转他人。送出铜钟和铜鼓，或许就是在营造一个“潘家败落，藏宝流失”的假象，让大盂鼎、大克鼎能够“暗度陈仓”。

　　潘祖年之所以急于离开北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尽快将大盂鼎、大克鼎带出“虎狼之口”。当世之时，金石之学大盛，清朝官宦、文人多有青铜器收藏之癖。皇都之中，权臣贵胄众多，对大盂鼎、大克鼎垂涎已久的大有人在。比如清末重臣端方。

　　潘祖年年纪轻轻，虽未为官，亦深知官场险恶。兄长离世，在北京再无庇佑，只能携带着所有藏品回乡避祸。

　　潘达于曾回忆，当年各种藏品足足装了四艘船。古人形容藏书数量之巨的“汗牛充栋”，想来也就是这样的光景吧。

　　潘祖荫穷尽家财收藏的大量青铜器和珍本古书，是出于一个文人对古文化的痴狂。潘裕达认为：“潘祖荫收藏青铜器的最终目的，是因为他醉心于古文字学研究，绝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古玩收藏或是什么投资。不然，以潘家藏品的价值来说，应该是‘富甲天下’，而不是‘藏甲天下’了。”

　　在潘祖年后来编著的《潘祖荫年谱》中可以看出，潘祖荫在世时，虽对自己所藏极为珍视、自豪，却从不私藏。“每得一器，与同好者切磋研究，图状释文，以传后世。”常与商榷者，有周孟伯、张之洞、王懿荣、吴大澂等，皆清朝末年有金石之癖的一代大吏。

　　而潘祖年接管了这批海量的文物珍品后，深恐藏品“露富”而被贪佞图谋，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

　　潘祖年携宝归乡之后，起初住在祖父潘世恩留下的祖宅之中。潘世恩曾高中状元，官至清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身后育有四子，潘祖荫、潘祖年即三子潘曾绶之子，在潘家谱系中称“老三房”。

　　潘家家族庞大，在苏州府邸甚多。钮家巷的潘世恩故居最为门庭显赫。潘祖年始终顾虑这栋大宅门庭显赫，太过惹眼，不久又搬到了南石子街，“老二房”一座空闲的宅院之中。自此，潘祖年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终日与满屋的青铜器为伴，藏身古籍故纸堆。

　　潘祖年对“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把持极严，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世人皆传“潘家有宝”，却无人能一睹真容。潘祖荫的故交王懿荣、吴大澂等人，对潘家藏品其实非常熟悉。但是到了潘祖年这里，哪怕仅仅是借金文拓本一阅，也不能如愿。

　　吴大澂之孙吴湖帆，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书画大家和收藏家，娶潘祖年之女潘静淑为妻。据说，有一次吴湖帆到丈人家中的储藏室外，向着门缝里张望了一下，事后潘祖年就吩咐人用纸把门缝窗缝统统糊上。

　　对家人尚且如此，对付外来的压力可就更难了。

　　大盂鼎和大克鼎被转移到苏州不久，1906年，对二鼎垂涎已久的端方竟然也来到了江南。这时的端方，权势更非早年所比。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西安时接驾有功，端方受到重用，历任河南、湖南封疆大吏。1905年，清政府为挽救危局，“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列强宪政。端方就是“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归来，端方所编《欧美政治要义》，被认为是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

曾经埋藏盂、克二鼎的潘氏旧宅。现在是一家招待所。 董少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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