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达于

　　“出洋”归来端方再获赏识，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主理大清一朝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对流落到自己势力范围的大盂鼎、大克鼎，端方自然不肯放过。

　　关于此事，史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毛公鼎原是北京的另一大收藏家陈介祺所藏。在收藏界，陈介祺与潘祖荫齐名，史称“南潘北陈”。陈介祺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陈介祺1905年病故后，端方查访到毛公鼎的下落，他倚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

　　当时的潘家与陈家境况是何其相似，大盂鼎、大克鼎似乎是逃不出端方的手心了。然而权倾一时的端方却在潘家碰了一鼻子灰。

　　潘祖年曾对后人回忆过，端方几次三番地找到他，图谋盂、克二鼎，或曰重金购买，或曰借几日观赏，乃至仅仅要求亲眼看一次。而潘祖年的答复始终就是两个字：“没有。”

　　这样的答复就能令端方善罢甘休？只怕没人能够相信。对此，潘裕达这样分析：潘家虽然家道中落了，毕竟曾经数辈为官，朝野之上故旧至交众多。端方虽然位高权重，论起辈分还要算潘祖荫的门生，再加上对潘祖荫一脉的政治人物终归有所忌惮，一时倒也不敢像对陈家后人那样用强。

　　“这只能勉强敷衍一时。真正让大盂鼎、大克鼎免被巧取豪夺的，是端方的意外之死。”潘裕达说。

　　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政府急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结果造成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发动起义，辛亥革命首役成功。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土崩瓦解。

　　而端方刚入四川，所率新军就发生兵变，被部下刺杀。

　　端方有生之年，最终连大盂鼎、大克鼎的真容也未得见。

　　端方之死，让潘家珍藏的最大威胁得以消散。然而，另一团阴影却像诅咒一样笼罩着潘家。

　　潘氏“老三房”一脉，潘祖荫终身未育，潘祖年有两儿两女，但两个儿子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后来从“老四房”过继了两个男孩，结果又都夭折。潘祖年年届40岁时仍膝下无子，而当时族中侄儿一辈尽皆成年，潘祖年就从“老四房”嗣进了一个孙子，取名潘承镜。潘承镜成年后娶苏州名门丁氏之女为妻。可是婚后数月，潘承镜又染病身亡，同样没能留下子嗣。

　　接连发生的家门不幸，让颇为神秘的潘家又蒙上了一层诡异。时人皆传，潘家血脉难继，是因为家藏的青铜器太多、阴气太重所致。

　　这种怪力乱神的联系、解释，在当时被传得神乎其神，言之凿凿，成了笼罩潘家几十年的一道梦魇。

　　“潘家年轻夭亡的儿孙确实不少，但放眼当时的中国，也不算稀奇。要怪只能怪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动荡乱世。”潘裕达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清末乱世，这个数字无人统计，但料想也不会超过35岁。

　　潘裕达告诉记者，就是因为潘家的收藏太过神秘，才被人与种种不幸扯上了联系。实际上，潘家的人丁零落，并不独独发生在青铜器收藏甲天下的“老三房”。大房、二房、三房在祖字辈之后，都先后失去了直系血脉，不得不从“老四房”过继子嗣。从血缘上来讲，今世的潘氏家族都是“老四房”的后代。

　　而直接收藏、保管着那些青铜器的潘祖荫和潘祖年，分别享年60岁和56岁，在当时已经算得上长寿了。

　　1926年，潘祖年逝世，留下的沉重家产只能由一个弱女子独立支撑。这个女子，就是时年仅20岁的潘达于。

　　潘达于即为潘祖年继孙潘承镜之妻，才过门数月就成了寡妇。“老三房”中，当时只剩潘祖年夫妇和这个寡孙媳妇三人。

　　潘祖年疼惜孙媳年轻守寡，视其为孙女一般，并让她改姓了潘。而且，潘祖年从此不再过继孙子，而是由潘达于出面，为先夫立嗣子，也就是潘祖年的过继重孙潘家懋。这样做，实际上就是确定了潘达于作为孙辈的家业继承人。

　　而潘祖年的离世，把潘家收藏的总数永远带离了人间，“攀古楼”、“滂喜斋”中所藏文物、珍本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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