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裕达说：“其实国民政府要员在抗战之前和之后都找到过好婆，动员她献宝，但她一直不为所动。抗战胜利之后，好婆主要居住在上海。在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她亲眼看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天壤之别，这才决定把宝鼎捐了出来。”

　　1951年9月，在潘达于的指点下，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等人搬开角落中的杂物，微尘轻扬中，宝鼎重光再现。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文化部特颁褒奖状：“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

　　这张奖状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50年。

　　而对人民政府奖励的2000万元（相当于2000元）奖金，潘达于却没有收下，她又给上海文管会写了封信：“查上项古物归诸人民，供历史上之研究，正欣国宝之得所，乃蒙政府赐给奖状举行典礼，已深感荣幸，今又蒙颁给奖金，万不敢再受隆施，恳请收还成命，无任盼祈之至。”最后，潘达于将这笔钱捐献抗美援朝。

　　虽然潘家先代曾是钟鸣鼎食的权贵名门，但捐鼎时，潘家经济已不宽裕。执掌潘家的潘达于知道这两尊鼎价值连城，但她从没拿藏品去“换生活”。那时潘达于和女儿潘家华在上海相依生活，女儿在学校教书，每月70元收入，而潘达于则走进了里弄生产组，当了一名普通劳动者。

　　而在捐出盂、克二鼎后的几年里，潘达于又数次捐出了家族中收藏的所有珍贵文物。细细点数潘达于家里的收条，仅上海博物馆一地收藏的文物就达400多件。如果按文物市场的价格计算，将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但是，文物真正的价值和潘达于老人的义举一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遥相呼应。

　　2005年，潘达于老人百岁寿诞，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大盂鼎、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重新聚首。这是上博为给百岁人瑞潘达于祝寿而举办的回顾特展。当天下午，身着棕色缎袄，脚穿新绣花鞋的潘达于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展台，围着栏绳走了大半圈。“好婆后来说，我为俚笃(苏州方言，它们)寻着好人家哉。”潘裕达回忆道。

　　2007年8月，潘达于走完了她102载的传奇人生，与世长辞。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但上海博物馆刻着捐赠人姓名的大理石墙上，“潘达于”高高在上，永远和盂、克二鼎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潘裕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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