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钱看得极淡。很难想象她守着价值无法估量的家传文物，居然终生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潘裕达说，“老年时的好婆，最常夸耀自己的是，无论家道多难，她也没有卖过一件家传宝贝。”
黄金打动不了潘达于，却在潘氏族人和佣人中买通了一些“家贼”，使得潘家藏宝流出了不少。万幸的是，这些“家贼”同样只能趁人不备，私藏一些小件出门，大盂鼎、大克鼎又被潘达于严加防范，始终没有被触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大盂鼎、大克鼎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凶险。
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中国军民顽强抵抗3个多月，上海沦陷。11月19日，苏州沦陷。
正如潘达于此前所料，日军进城后，随即开始满城劫掠。
时人所记《苏州沦陷记》，记载了当时日军的野蛮行径：“日军每入民家，视有佳书画之已装裱者，辄以刺刀割取……苏人孔陟岵先生，尝因一画轴不肯舍去，与日兵相争持，卒被击一刺刀，头部血流如注……”
潘家是苏州著名的收藏世家，自然被日军列为首要目标。更令人吃惊的是，闯入潘家的日军不但举着明晃晃的刺刀，竟然还拿着一份“藏宝单”按图索骥。
原来，就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国民党当局刚刚在苏州举办了一场“吴中文献文物会展”。展前曾向潘家提出要借“宝鼎”，潘达于明确拒绝，但还是借出了少部分字画、古籍供展览之用。
而这场“吴中文献文物会展”竟给苏州文物造成了一场浩劫——它的展品目录落入了日军之手，成了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掠夺目录。
不过，大盂鼎、大克鼎并不在这份目录中，而且已被潘达于埋藏于地下，倒是不易被搜到。每次有日军闯入，最令潘达于揪心的是“三间头”。
所谓“三间头”，指的是最深一进院子正房后房檐下隔出的三间小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非常严密。潘达于埋鼎之后，把更多的藏书、书画、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看上去这里就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墙角，外人根本想不到背后还有三间“暗室”。
即便这样，潘家还是有众多的藏品无处收藏。潘达于就让姐夫潘博山挑出相对更珍贵的打包，送到乡下亲戚家保存，最后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只能仍旧锁在屋中，危急时刻或许还能“丢卒保车”。
日军先后来了潘家七次，将未能妥善藏匿的文物搜刮一空。而大盂鼎、大克鼎和藏在“三间头”中的大量文物，竟然始终未被发现，平安度过了八年抗战。
中华灿烂文明铸就的两只至尊宝鼎，安然躺在中国的土地中，静待重现辉煌。
鸿宝重现 克保永久
1951年7月，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引发举世轰动的捐赠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寄信人，正是已经守护了大盂鼎、大克鼎二十余年
的潘达于。
1951年历来被看做是大盂鼎、大克鼎第二次出土的年份。而潘裕达告诉记者，实际上，此时距两件宝鼎第二次出土已经过了7年。
1944年，潘家旧宅堂屋八仙桌下的方砖地面忽然塌出了一个大洞。原来，当年埋鼎时太过仓促，木箱就是从市场上买的原木，从中间劈开后草草钉成。在地下埋藏7年后，木料腐烂，连泥土带方砖都塌了下去。
潘达于急忙让儿子家懋和木匠把两只大鼎重新挖了出来。
当时苏州仍被日伪政权占据着，两只大鼎被悄悄安置在潘宅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房间锁死，再不进人。两鼎就这样又秘密保存了7年。
值得一提的是，原被端方所藏的毛公鼎，在端方死后被后人售卖，几经流转，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历经劫难，几次被典押、质卖，险被日军掠走。但终被叶恭卓、叶公超、陈永仁等几位收藏家、实业家保护了下来。1946年，沪上巨商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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