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而建立在对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则是建立强大国家的前提。唐代的民族认同政策在历代中央王朝管理中较有代表性，特别是对西域的民族管理政策更是体现了统治者对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视。唐代统治者将西域视为应对突厥和吐蕃威胁的战略侧翼，采取了意义深远的战略规划，特别是实行了以汉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实边策略，改变了南北朝以来“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对立局面，并以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向心力和民族认同的凝聚力，有效保持了西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从而使丝绸之路畅通东西，大唐文明辐射欧亚，成就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一段经典时期。

    张骞通西域后，随着大批汉人进入西域，汉文化也随之在西域传播开来，作为中原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学也传入西域。唐王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深深影响了统一后的西域。儒家文化日渐成为西域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礼仪的操守。吐蕃及高昌等西域诸国“亦遣子弟请入于学”，派遣人员到长安学习唐文化，“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覩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由于大唐文明的影响，儒学经典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渐渐被西域各民族普遍接受，并深深根植于西域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之中。高昌麴氏政权时期，“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且高昌王“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国王殿堂上绘有鲁哀公问政孔子像，恰恰显示了中国传统儒学在西域的主导地位。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了《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这是专门用来应对科举考试的纸卷，说明儒家经典已经被正式纳入西域子弟参加朝廷科举取士的考核内容了。而《唐景龙二年(708年)写本郑氏注〈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残卷》、《义熙写本〈毛诗郑笺〉残卷》、《古写本〈孝经〉》、《〈论语〉习书》、《唐景龙四年(701年)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等吐鲁番文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西域社会普遍传播的事实和对西域民众的影响程度。正是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在西域社会的广泛传播，铁勒首领、名将契必何力虽为一介武夫，亦可随口诵出“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的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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