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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与唐代西域治理(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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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7 10:55:10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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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门观》和《阿难答法问》的佛经内容，这些不同宗教用语同存共处，互相夹杂的现象，体现了多元宗教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在中国传统社会，“百善孝为先”，同样，在西域佛教中，孝也是重要的内容，在敦煌文书P.3361《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中载“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须知孝道善无疆，三教之中广赞扬”，可见，“孝”已经成为儒释道等文化内涵中的根本内容。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文化，在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代文化认同政策，有效促进了西域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以高昌等为代表的西域诸国仰慕中原文化，使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广为传播，在西域社会中形成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加之唐代民族政策的包容和开放，使唐代的文化实边政策被唐代西域社会普遍接受。杜佑在《通典·礼典》中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认为不同民族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者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并且在上古时期中华与夷狄本来就是一家；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在后世发展的不同情况时，杜佑指出，是物质条件的差异造成了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比之魏晋时期江统的《徙戎论》中对边疆民族的对立态度要进步多了。在这种文化融合和天下一家的氛围中，民族平等与文化融合成为唐朝重要的治边之策。唐太宗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的民族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落到实处，如在征服东突厥后安置突厥降户时，唐太宗将这些突厥降户安置在长城地带，对于其他突厥首领，唐朝也给予优厚待遇，仍令他们管理旧部。唐朝大量任用突厥贵族为官，并把他们安置在都城长安等城市之内。这种民族一体与文化融合的思想成为唐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开放的民族文化意识自然滋生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华夷一家”在玄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玄宗“我国家统一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元风既同，群物兹遂”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唐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发展程度。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民族的爱戴，他们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成为包括西域在内的各民族的“可汗”，中华一统的局面由此达到新的高度，影响深远。
文化认同与唐朝治理西域的正确政策，共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同存共生的良好局面。大量中原民众、商人、求法僧人、文人志士等到达西域，与西域民族杂居相处，在语言、习俗、文化、信仰等领域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提高了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不仅在战略上阻绝了“南羌北交”，致使“西北边患，荡然一清”，而且西域由汉代以来单纯的军事防御地区变为社会相对稳定的区域，成为大唐文明向中亚的自然延伸的地域。由此，唐朝出现了“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旧唐书·地理一》)的盛世局面。直到安史之乱后，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的向心力仍然不减，充分反映了唐王朝治理西域的文化认同政策的长效性。
(作者单位：新疆石河子大学屯垦与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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