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专制时代的奇迹，天朝优秀的花朵。他刚毅果敢，为政清廉，深谋远虑，被称为“官场怪物”；而查禁鸦片，虎门销烟，显示出特有的铁腕作风。他一到广州，便详察民情，招纳精通洋文的知识分子，翻译西方报刊资料，了解“夷风夷俗”。但天朝制度束缚下的林则徐，不可能脱离黄土地的惯性走得很远，世界在他眼里仍然是一个难以理喻的“异类”。比如他一直不相信英国会派兵到中国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曾这样说：“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如果奔逃上岸，夷兵浑身裹紧，腰腿直扑，跌倒便爬不起来，凡是内地不论怎样的人民，都可杀掉这些异类，跟宰犬羊一样。”“该国现在是女子主国，在位四年，年仅二十，其叔父分封外埠，一直有觊觎王位的心思，因此内顾不暇，哪有时间窥探这边？”对战局进行了极其天真的估计。在日记中，他又写道：“……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同演剧扮作狐、兔等兽的形状。其帽圆而长，颇似皂隶……粤人呼为鬼子。妇女头发发式分梳两道，或三道，都无高髻，衣服则上而露胸，下拖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是夷俗也！”林则徐的另一面是韬光养晦，藏而不露，善于在冷酷无情陷阱处处的官场斡旋。即便在辉煌的禁烟运动中，他也时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一举动，则必顾及方方面面；威风凛凛与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与雷厉风行，缩手缩脚与大刀阔斧，死守规矩与锐意创新，都在他身上矛盾地存在着。在广州，他胡萝卜与大棒并举，成功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禁烟运动。然而虎门销烟却成了贪婪者磨刀霍霍的借口，战争的导火索由此点燃。孱弱的天朝惊慌了，林则徐无可避免地成为替罪羊，过早结束了一己政治生命，走向帝国祭坛。好在青史有情，他作为高大完美的民族道德偶像而永存。在林则徐身上，体现出一种先知先觉者的痛苦。毕竟，作为清帝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最早感受到了遍披华林的悲凉之雾。一个林则徐挽救不了民族命运，这位生不逢时的栋梁之才，到头来不过充当了天朝的守墓人，帝国的殉葬品。

    紫禁城里高高在上的道光帝，是天灾人祸不断、内忧外患连连、银子开销日繁的中华大家庭里一个忧心忡忡的家长。他夙兴夜寐，劬劳不已，挖空心思改革整饬，却总是上当受骗，一无所得。在开源节流的表面文章下，是更加的奢侈攀比，是愈演愈烈的人性恶。天朝臣子们欲壑难填，心中唯我；道光一心倡导的“清、慎、勤”，只有他独个儿沉溺其中，他的王朝和臣僚却不买他的账，整个的国家机器不买他的账。道光帝所处的时代，风雨飘摇，国运衰竭，大清帝国早已失去康乾盛世的青春之气，在下坡路上翻起了连脚跟头。

    琦善，又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他是天朝官吏中拱手相待西夷的第一人。当皇帝和包括林则徐在内的满朝文武都不能放下架子一见西方公使时，琦善第一个“平起平坐”地与西方人对话。这里面包含着放下天朝“自尊”的痛苦的心理磨难和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割让香港，赔偿巨款，使他成为万劫不复的罪人。实际上，他也是官场的牺牲品，历史的可怜虫。琦善一生，几起几落，头上的花翎不时拔去又插上，插上又拔去，遭际实也令人感喟。这个在夷人的威逼面前试图以妥协的方式策划未来的政客，最终为黄土地深处朴素的伦理情感所吞没，成了民族耻辱的个人象征物，将自身声名埋葬于历史的深渊。作品在刻画这一人物时，并未流于单一化类型化，而是揭示了他斑驳复杂矛盾重重的心灵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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