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论及两汉之交时何为"士族"，由于一开始"士"概念的畛域不清，这一界定的工作显得异常困难。所以单单在第五篇文章里，就出现了"群雄"、"强宗大姓"、"豪杰"、"豪族"等模棱两可的概念。谷川道雄认为真正划分士大夫和豪族的关键还是精神因素。如果不能在贵族中间把"士"的概念说清楚，那么前三章所做的努力很难得到延续。

　　3.余先生说六朝人有群体和个体的自觉，又说两宋的重返古代"有为"精神也是觉醒。同样一个"觉"字，六朝士族不以社稷而以家族本位为重，而两宋之际士人则纷纷以天下为己任。陈寅恪有云"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见《论再生缘》），这共通性的"自由"思想为何衍生岀完全不同的"觉"？

　　以上是由于思想方面引发的问题。再次，在广博的材料背后，余先生似乎多多少少也舍弃了一些不利材料。书中讨论士风的变迁，道势的消长，很少涉及隋初唐，仅仅谈到的佛教思想--新禅宗也不能涵盖这一段的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单单把这段历史上的士之思想上接魏晋，或是下归唐宋，都是不妥的。余先生自己在引言中说：

　　魏晋南北朝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阮籍、嵇康等人）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惠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这一时代的"高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此时的中国是处于孔子救不得、唯佛陀救得的局面；"教化"的大任已从儒家转入释氏的手中了。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第6～7页）

　　这段叙述至少证明，余先生也看出南北朝以来的佛教以及佛教徒是一个构成他"士与中国文化"体系绕不过的话题。其实，单单对于经学阐释领域，佛教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伯伟先生《得意忘言与义疏之学》（载《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对此有所论述。

　　另外，余先生常常明清并举来探讨社会思想背景以及士人思潮，但明清的社会相似性的背后又有巨大的不同：明代的东林党人隐约可以追述到东汉党锢诸君子等。这些被略过的地方都有待进一步的展开。这里借用钱穆的一句话："作历史性的研究，最要在能划清时代界限。"（参见《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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