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士"概念的外延和范畴在该书没有得到严格意义上划分。我们更需要探求的应该是它们的时代相异性以及术语间的联系性。《士与中国文化》试图解决的内在问题可以简单表示为：士处于"道"和势之间，士为"道"的承担主体，"道"依靠"士"来实现；士运用"势"来行"道"，势则通过控制"士"以控制"道"。
由此不禁要问：在漫长的六朝社会中由谁承担这个超越本阶层的"道"？退一步说，即使六朝人企图把"道"保留在精神的最深层次，以待后世的知者--这也是和余先生自己提出中国"道"的一个显著特征"人间性"（第33页）。以及三者内在理路相矛盾。三者之间如何衍变，如何深入体察"士"在道势之间的存在，都还有待再归纳研究。
此外，书中某些文字上似应斟酌。比如：论及六朝南北中国家庭组织异同时，引用《能改斋漫录》"北土重同姓"条。其中"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句源出《颜氏家训》，此处误把"世"作"里"（第385页）。
清儒沈垚《落帆楼文集》前作"落颿"（第377页），后作"落帆"（第451页），有不妥。《说文》颿下段注："今有帆字，船上幔以使风者也。自杜注《左传》已用此字，不必借颿。"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岀于《南史》卷三十六，用此可以揭示士在道、势消长之中的一种基本精神状态，余先生文中误以为是齐高帝品评之辞（第262页）。实际应该是寒人纪僧真在"风流不坠"的士大夫江斆那里吃了瘪后，退而略含懊恼地回禀齐高帝之语。
四
我们虽然对余先生这本著作大放一通厥词，但必须承认，读《士与中国文化》及李泽厚、黄仁宇先生的书，对于当时的我们--90年代末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的震撼，不啻于石破天惊。脑中闪电般地掠过古来的有道之士：孔子的"士志于道"；孟子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王安石的"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直至近代康有为"大同犹有道，我欲度生民"。引发读者的思考是一部优秀的思想史著作重要的价值。余先生在《怎样读中国书》一文中说："中国学问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岀新。"希望此篇小文能够再次唤起读者的兴趣，重温这部为中国学人博得光荣的思想史著作。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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