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念、制度方面

　　契丹建国前后，已受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过还很有限。契丹统治者对被中原王朝十分看重的“正统”与“僭伪”之别的观念比较淡薄。到圣宗朝以后，正统观念逐渐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视，及至兴、道两朝，出现了明显的淡化华夷之辨的趋势，道宗就说过，契丹文化“彬彬不异中华”。而且辽朝统治者已自命是前代统绪的合法继承者。在辽朝对高丽、西夏的交往中，都以中国正统自居。辽朝汉人的正统观念就更为强烈了。

　　金朝初期，尚未形成以当时中国正统自居的观念。熙宗、海陵王时，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海陵王把京城从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迁至中都（今北京），就是他要“居天下之正”的正统观念的集中体现。

　　辽金人反对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政治观念，在后来的元、清得到进一步发挥。应该说，这一观念更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符合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实践。

　　辽朝实行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制度，即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采取不同形式进行统辖治理，实行一国多制，成为辽朝统治的一大特色，并且对金、元、清产生过重大影响。

　　“捺钵”是契丹最具民族和地方特点的制度与文化。捺钵就是行在、行营、营盘的意思。契丹皇帝“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四时捺钵并非限于游幸，正如傅乐焕氏所说：“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凡辽代之北南面选官，蕃汉人分治，种种特制，考其本源，无不出于是。”也就是说，辽朝独特的北南面官制、“因俗而治”等制度都源于捺钵。这一制度，不仅对辽，而且对金、元、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女真和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也是对金代及后世历史发展具有影响的制度。猛安谋克是女真的基本社会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和地方行政组织。这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对金朝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猛安谋克制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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