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提出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动摇了传统的君主政体。但其实不然，根据《〈我史〉鉴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君权，反对开议院。他在进呈《日本变政考》时，以按语向光绪帝表明态度，并在《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虽然，康有为多次提及的制度局被认为是所谓的西方议会雏形或过渡机构，而他代别人所拟的奏折中也不乏“立议会”、“设上下议院”等建议和主张，但他此时期的议会概念，与当时欧美及日本等的代议制度有很大的差别(第707页)。实际上就是在今天，对于议会、代议制等西方民主制度，我们还不敢说完全了解，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呢。再说康有为的西学知识也很有限。他是1882年参加顺天府试后路过上海，才开始接触西学的。他不懂外文，获知西学主要通过阅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办的《万国公报》以及上海广学会所出版的西学译作。胡汉民就挖苦说：“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第136页)
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设计师，他本人及其代人起草的变法奏折大部分为光绪帝所采纳，并以上谕的形式颁行天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茅海建先生检阅军机处档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被直接采用的奏议只有七份，分别是“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折”、“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片”、“请改直省属员为中学堂乡邑淫祠微笑学堂折”、“请立商政以凯利源而杜漏卮折”、“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和“请定中国报律片”、“上请帝第六书”之设立专局、“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折”。而戊戌时期的上谕共有二百零五道[根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所辑录的上谕统计]，虽然不全与变法相关，但从变法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来看，有关变法的上谕一定不少，其中最具亮点的裁汰闲衙冗员方案却是采用岑春煊的奏折。可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无多少真正付诸实施，成为戊戌期间的变法举措。
据《我史》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条记载：“廿七日，……即见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三军，著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受此影响，后来有关戊戌政变的论著都说慈禧太后从戊戌变法一开始就做好发动政变的准备，其表现就是上述《我史》所说的，在变法诏书下达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光绪帝连下三道命令：一是罢免支持变法的帝师翁同龢的一切职务，驱逐回籍;二是所有新授二品以上的大臣，都要向慈禧太后谢恩;三是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然而，这些只是康有为的臆测。其实翁氏的开缺虽然是慈禧太后的意思，但因为光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