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因此，慈禧太后回西苑与初五日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有关。然而，初五日光绪接见伊藤博文后，慈禧太后突然做出推迟回颐和园的决定。对此，茅海建先生在暂无材料佐证的情况下，作了这样的大胆假设：“即在光绪帝八月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之后，到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的某一时刻，慈禧太后得到报告，康有为尚未离开北京，康有为、康广仁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甚至听到某种康有为欲有所发动的传闻，她命令光绪帝将康氏兄弟抓起来送刑部审讯。光绪帝对此表示不能从命。于是慈禧太后出示杨崇伊的奏折，光绪帝见有‘仰恳皇太后……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咨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一语，只能跪皇太后‘训政’。慈禧太后因此密召崇礼捉拿康氏兄弟。”(《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4-122页)一场政治风暴就这样发生了。
我国素有文人论政的传统，早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康有为就“以布衣伏阙上书”，“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249页]。此后，他不断上书，呼吁变革，并自称此举“本无宦情，非求禄仕”(康有为：《译撰〈日本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折》，《杰士上书汇录》卷1)。可事实并非如此，康有为热衷好进，自视为医国手，有强烈的谋求获取高位的政治欲望。当他以工部主事之职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这一京官们都期盼的优差时，却极为不满，感到“辱屈”，准备离京南下。他一直企图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由此进入清朝的政治统治核心，因而不断呼吁开设制度局，其代人上奏设议政处、议院、散卿、懋勤殿等等都是类似制度局的中央政治决策机构。
为了达到获取高位的目的，康有为还托人自保。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上“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折”，就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自拟的，保举的对象就是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该折对康有为称言：“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对梁启超称言：“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如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
据茅海建先生在《<我史>鉴注》中统计，戊戌年间康党策划的保举共六次：第一次即徐致靖保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第二次由李端棻保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第三次由李端棻保康有为;第四次由徐致靖保袁世凯;第五次由徐致靖保懋勤殿人士;第六次是王照保懋勤殿人士。据王照称徐致靖保康有为等四人，他保梁启超等六人;当时康有为来动员他保举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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