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帝与他在改革的问题上发生很大矛盾，早有排斥之意，所以放逐翁氏的上谕，是出自光绪帝硃笔，而非慈禧的懿旨;关于二品大臣谢恩与当时的制度规定有关，光绪亲政后，真正掌握大权的还是慈禧太后，她通过事前请示和事后报告制度对光绪的权力进行监控，“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就明确规定由“皇上奏明皇太后”(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29页)，因此新授大臣向慈禧谢恩只不过重申规定而已，并无弦外之音;至于荣禄所接统的三军，本来都归直隶总督节制，属于荣禄的职权范围，天津阅兵只是为了证明慈禧太后对军队的控制，显示其权威，因为“此时的慈禧太后不可能预测后来的政治走向;退一步说，慈禧太后若要‘训政’，根本用不着到天津去借助荣禄之手”(《〈我史〉鉴注》第422页)。所以说“盖训政之变已伏”是过高估计了慈禧太后的政治预见力。
有趣的是，最先想到发动政变的倒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早在戊戌年间的六月中上旬，他们就已有拉拢袁世凯以发动政变的行动。当时，康有为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録去天津小站找袁世凯密谈数日。徐归告袁为其所打动，于是康有为等决定向光绪举荐袁世凯。与此同时，康有为还派徐致靖、谭嗣同等出面，劝王照前往聂士成部策动，“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但是遭到王照的拒绝(《近代稗海》第1册，第5页)。到了七月下旬，康有为等已决定发动军事政变：第一步是为徐致靖草折荐袁取得成功，袁世凯授候补侍郎;第二步是制定了围园劫后的计划，即以袁世凯率部围颐和园，以毕永年率百余人捉拿慈禧太后。可是就在此时，光绪却托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带出密诏，说自己权力不足，若要尽变旧法、尽黜昏庸之人，“朕位且不保”。于是，康有为等决定铤而走险，“说袁勤王”，遂派谭嗣同于八月初三日晚上面见袁世凯，请袁杀荣禄，并派兵入京，一部围颐和园，一部入宫。但袁世凯对此只是虚词应对，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因而康有为等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我史〉鉴注》第762页)。对于这个过程，康有为在《我史》中过滤了一些细节，虚构了部分事实，如他只字不提最重要的围园劫后的计划;把光绪的密诏说成是第一道密诏，将自己定为受诏之人，并对密诏作了较大的文字改动，将“朕位且不保”窜改成“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之后又伪造第二道密诏由林旭颁给，中有“共建大业”等语。茅海建先生认为即使有所谓第二道密诏，“共建大业”一语也与光绪帝的身份不符，不是君主对臣子的口气(第742页)。
戊戌政变发生在八月初六日，事先并无预谋。初三日当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慈禧太后也做出了第二天还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的决定。西苑，即今日北海和中南海，位于皇宫的西侧。光绪亲政后，慈禧太后就由宫中储秀宫搬到西苑的仪鸾殿，一般不住在宫中。据茅海建先生考证，慈禧太后自住颐和园后，每次回西苑都有特殊的理由。这次是因为御史杨崇伊的奏折。杨折请慈禧太后立即训政，其中一个理由是“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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