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史家同声谴责立宪党人攫取革命成果，张先生则得出这一结论：“他们在各省独立中的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亦是出于救时之心。”国民党执政后，学者写清末民初的历史一般容易取党史的视角，凡事必以同盟会为中心，能在1969年为非同盟会人士说话，已经不容易了。张先生实际上走得更远一些。讲到晚清的立宪，大陆论者多谓清廷倒行逆施，任何措施都会招来“欺骗”、“拖延”等指责。张先生则基本肯定政府用心之诚，但是好像更倾心立宪派中的激烈主张，时而或明或暗地表示，如果改革更快，岂不更好!这与其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PC”(政治立场正确)的苛刻要求，还不如说是张先生的一贯立场，多少让愚顽的后学感到困惑。他在作于七十年代的《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2002年岳麓书社出了大陆版)中也称，立宪派请愿国会，“尤其令人激赏。如果此趋势继续发展，全民政治的前途是乐观的”。文盲之国的“全民政治”不知是何等模样?遇事只求速成的立宪激进派表面上崇拜宪章，实际上追求的是独霸一方的权力，“速开国会”是挑战、削弱进而颠覆中央的有力手段。在地方分离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博弈中，前者取得了胜利。在这兴奋喧闹的几年里，一些“先进”人物的举动和打算是值得好好检视一番的。张先生这句话千真万确：“清廷势绌，始于立宪。”不过，他不是在表达惋惜。张先生晚年深感革命破坏社会，成本巨大。立宪派推助革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呢?
清廷在1906年宣布实行宪政，最大的失误就是速度过快。一辆破旧的大车，经不起赶车人和后座上诸多催逼者的折腾，终于散了架。很多改革措施极有意义，而且惠及民国(如法律改革)，它们就像狂欢之夜的焰火，几乎令人目不暇接。可是戊戌变法时鲁莽操切的“大跃进”又一次重演，改革的中枢失去了必不可少的领导力。请愿国会，弹劾军机，成立宪友会和咨议局联合会，拒绝铁路收归国有，莫不呈露出藐视、胁迫中央的意图。时局至此，国家分崩离析，指日可待。立宪党人表面上与革命派异趣，在急于夺权这点上，他们是一对双胞胎。两方人士后来都作出热爱共和的表白，但他们所说的共和，要么是周召共和，即各省独立自治，要么是孙中山后来说的“三年军政、六年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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