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制式的民主究竟在当时的中国是否合适?传统中国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令众多西方观察者惊讶。美国政治学家、袁世凯的顾问古德诺说，中国缺少“民主”的螺帽和螺栓，即保证民主机制运行的最基本的东西。责难古德诺的人哓哓不休，他们自己能够公平参加竞选并在失败后微笑着向对手握手致意吗?不幸的是人们一般不会承认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密尔(John Stuart Mill，即穆勒)在议会民主制的经典《代议制政府》(1861)第一章阐述道，政治机器不会自行运转，要由人去操作，因此对这些人即普通的人还得有所要求。密尔坚持，议会民主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适用，有的人民(他指的是十九世纪的印度人)自我克制能力低下，缺乏公共意识，“不能放弃私斗”。一个政府要对这样的民众有利，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是专制的。民间的恶习，其来有自，恶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要克服这些无意识的心理习惯，不可能是一日之功。这位自由派的代表人物继而说，既然一项制度必须以现存的爱好习惯为基础，那么，“当大多数选民对选举自己的政府缺乏足够的关心，或虽去投票，却不把选举权用于公共的理由，而是为金钱而出卖选票，或者按照控制着自己的人或出于私人原因希望谋求其好感的人的意思投票时，代议制就没有多大价值，并可能成为苛政或阴谋的单纯工具”。这些文字颇有“殖民主义”之嫌，批评者会指出，凡事总得有个开端。但是，能证实密尔远见的例子也确实不少。晚清宪政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民主选举究竟效果如何?在笔者居住地附近，买卖选票的过程倒是完全公开、透明的。谁又在乎贿选严重侵蚀了选举的公正性呢?治理选举腐败远远不像某些教授想象的那样简单。他们天真地相信只要设计出一个良好的选举程序，加强监督，弊端就自行消失，乱就被治取代，恶政就顿时变为善政。欧洲不少华人聚居区里黑恶势力猖獗，我们恐怕不能归罪于当地的政治制度吧。能够自治的地方还必须有一套无形中影响并决定人们行为的正面的“潜规则”，比如法的意识、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晚清的中国几乎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国家，所谓东方国家专制一统是孟德斯鸠的虚构。刘鹗在《老残游记》的第一回就用一艘八桅大船来比喻大清帝国。那船上人口不计其数，八个管帆的倒也认真，但是他们“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这种各分畛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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