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阻碍了船速，而且会引来翻船的大祸。迫在眉睫的是八位管帆的大臣必须听候船长的统一调遣，互相合作，使巨船吃足风力，朝既定的方向稳进。然而船上的英雄豪杰却不这样看，他们发表演讲，煽动造反。作者称他们是“不懂事的少年”。《老残游记》写毕于1906年，即仿行宪政的光绪三十二年。如果那时的中国可比为帆船，船上的大小桅杆其实难以数计。在很多方面，“国家”(the state)几乎缺席，治理程度低得惊人：没有统一的币制，没有任何金融安全的防范意识，市场上流通中外、新旧、官私各种货币，名目之多，世所仅见。1901年清政府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很快成为一对尖锐的矛盾。随着对外交往日多，政府与国家在经济活动和社会建设中统筹兼顾的作用渐渐显现。1905年造币总厂成立，户部银行开市，然而几年前软弱的中央政府却准许各省自行开设官银钱局，自铸银元铜元，还允许各省官商自集资本兴修铁路。宣统年间度支部开始制订全国财政预算，这是中央集权的重要一步。一个良好的开端很快就因内乱中断。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包括西藏、蒙古)的乱象可以解读为地方分离主义的胜利。以灾祸为福祉，这实在需要车载斗量的愚勇。
一般人们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积极向日本学习。然而立宪却使中国离日本愈来愈远。明治维新撤藩设县，王政复古，积聚了巨大的爱国向心力。国家的观念在中国却是缺失的，仿行宪政后，离心力更见嚣张。戊戌变法时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成立，足以表明地方意识太强，暗含了分裂的种子。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上奏道：“推而广之，天下皆为人所保，天下不从此分裂乎?名为保其桑梓，实则毁其家邦。”按照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说法，离心的趋势始于“太平天国”作乱，当时外省督抚权力巨大，对朝廷虚与委蛇，“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辛亥革命时各省宣布独立，无非是离心趋势的演进。
我们不妨看看中央集权派的观点。1905年，御史刘汝骥奏请“张君权”。他所说的其实就是政府治理程度太低：“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何有于制?”出于一种十八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伯克式的担忧，他警告说，在中央权力几乎缺失的状态下匆匆立宪，犹如“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遽施乌堇猛烈之剂也”。质疑立宪的进程并不意味着反对立宪的理念。福建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在1902年就吁求立宪，三年后又提议考察宪政，但是到了1906年，他又担心立宪有“大臣陵君、郡县专横之弊”。曾在邮传部、礼部和学部任侍郎的于式枚始终强调，立宪必须“预为筹备，循序渐进”，在两个极端之间稳步渐进：“不可因群言混淆遂有急就之思，亦不可因民气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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