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有疑阻之意”。他在1908年的奏折里比较了中日立宪进程，指出日本维新二十年后才颁行宪法，中国则不然：“辛丑始昌言变法，而丙午遂定议立宪，其初心本出于望治之切，其流弊乃渐失权限之分。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动以立宪之词，分驰电函，历抵枢部。”他在一年后又说，中国情形特殊，“不须求之外国”。下放权力容易激起竞进之心，请愿国会就是例子。立宪派见大权近在咫尺，大造声势，政府进退失据，被迫就范。于式枚清楚地看到非常时刻集权的意义：“改革未定之时，中央政权唯恐少统一坚强之力, 而国民识政体知法者极少，骤以此庞大政权之地方议会，横亘政府与国民之间，纵使被选者不皆营利武断，而一国政权落于最少数人之手，劫持中外大臣，后患何可胜言。”这种疑虑正是亨廷顿式的灼见。在离心力日增的氛围下，老成持重、为国分忧的声音完全被“速开国会”的呼声盖过。于式枚预感不妙，担心立宪“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然而对“大跃进”派的合理批评却在我国史学界被指为“大放厥词”。这位于式枚少有文名，李鸿章的很多奏章出自他手笔，也曾出国考察宪政。如此优秀的人物竟然被中国思想界、史学界遗忘了。我们心中的英雄反而是企图暗杀出国考察五大臣的吴樾，他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死后又被同盟会追认为会员，还是民国的“先烈”。
评价近代史的时候不能总是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在野”态度。为反对而反对毕竟是没有原则可言的：晚清必须即刻实行宪政，孙中山则可以在1924年的《建国大纲》里将宪政推到九年之后;晚清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卖国，辛亥以后的铁路国有政策则是造福人民。在野时惟恐不乱，执政了就讲稳定。这种权宜的、负面意义上的“政治的”(political，见《牛津英语词典》第四条释义)史学无助于史识和真正的政治智慧的养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引入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观念，打破根深蒂固的(然而我们竟没有意识到!)朝代思维模式以及与之板结在一起的党派之见。由一本好书想到这些，实在是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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